我深吸一口气，知道在林经理这里，此路暂时不通了。但我没有放弃最后的希望：“林经理，那这份报告，能否请您转呈丁总看看？听听他的意见？”

林经理沉吟了一下，似乎在想如何婉拒。最终，他点了点头：“报告先放我这里。丁总这几天去广州出差了，参加一个重要的外贸协调会，大概要一周后才能回来。等他回来，视情况我再向他汇报。”

一周。我捕捉到了这个时间信息，也听出了他话语中的保留——“视情况”。这意味着丁老可能根本看不到这份报告，或者看到时已是许久之后，时过境迁。

“我明白了，谢谢林经理。”我平静地起身离开。

走出林经理办公室，我没有感到多少沮丧，反而有一种“果然如此”的清醒。前世的职场经验告诉我，创新在庞大的官僚体系中推动起来有多难。林经理不是坏人，他只是庞大机器上一个恪守本分、规避风险的齿轮。

指望体系主动变革是低效的。真正的破局，往往需要来自体系外的压力，或者体系内更高层、更有魄力者的直接推动。

丁老是那个可能的高层推动者，但他出差了，而且归期未定。我不能被动等待。

小主，

B计划，必须加速了。

上午九点，我穿上最好的那套灰色中山装——是来香港前在北京做的，料子不错，但款式明显与香港的西装格格不入。不过没关系，我要的就是这种“大陆干部”的感觉。

从中环皇后大道中28号的华人行大厦出来，我抬头看了看这座十二层高的建筑。在1965年的香港，这算是高档写字楼了。我要找的律师事务所就在八楼。

电梯是那种老式的手拉门电梯，需要操作员控制。开电梯的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师傅，穿着制服，彬彬有礼。

“八楼，谢谢。”

“好的，先生。”

电梯缓缓上升。透过铁栅栏门，能看到每一层的景象。六楼是一家洋行，几个外国人在走廊交谈；七楼是会计师事务所，算盘声噼啪作响。

八楼到了。走廊铺着深红色地毯，墙上挂着油画，安静而肃穆。

我找到808室，门牌上写着“陈冯律师事务所”。推门进去，前台是个二十来岁的小姐，穿着职业套裙，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她普通话带粤语口音，但很清晰。

“我预约了陈律师，姓韩。”

“韩先生请稍等。”

我在等候区的沙发上坐下。沙发是真皮的，很柔软。茶几上摆着几本杂志，《南华早报》《经济学人》，还有一本英文的法律期刊。

等了大约十分钟，内间门打开，一个四十多岁、穿着深灰色西装的男人走出来。他戴着金丝眼镜，头发梳得整齐，笑容得体。

“韩先生？我是陈志坚。请进。”

我跟着他走进办公室。房间不大，但布置精致。实木书柜占满一面墙，里面全是精装书籍。办公桌很大，摆着台灯、笔筒、文件架。窗外能看到维多利亚港的一角。

“请坐。”陈律师在办公桌后坐下，“韩先生是第一次来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