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打算说什么？”林美娟担心地问。

“说真话。”肖向东看着窗外掠过的长安街，“说他们不爱听，但必须听的真话。”

座谈会设在科委二楼会议室。椭圆形长桌，肖向东被安排在靠近门口的位置——这是最不重要的座位。主持人开场白后，摩托罗拉中国区总裁率先发言，英语流畅，配同声传译。他展示了一张图表：摩托罗拉在华投资十年，累计带动就业、缴纳税收、技术转移……最后落脚点：“这一切的基础，是对知识产权的尊重。”

轮到肖向东时，已经过去两个小时。有几位官员开始看表。

他没有用话筒，直接站起来。身高让他显得突兀。

“我是肖向东，向东集团的创始人。”他用中文说，语速平缓，“1976年，我在北大荒当知青，那时候我最大的愿望是有一本完整的《数理化自学丛书》。我们七个人，轮流抄，用油灯，冬天墨水结冰要用体温焐开。”

会议室安静下来。这个话题与会议无关，但太具体，太有画面感。

“后来我们考上大学，做传呼机，做疫苗。”肖向东继续说，“我们所有的技术，要么是公开文献上找到思路自己改进，要么是逆向工程后重新设计。摩托罗拉说我们侵权，我们拿出了在先技术的证据。默克质疑我们的技术来源，我们公开了所有非核心实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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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停顿，目光扫过全场。

“我想问一个问题：在座的跨国企业代表，你们进入中国时，签订的‘技术转让协议’里，有多少真正转移了核心技术？又有多少是用过时的专利，换取市场份额和优惠政策？”

翻译的声音在耳机里响着。几位外企代表脸色变了。

“我不是否定知识产权。”肖向东提高声音，“恰恰相反，我比任何人都渴望一个公平的专利体系——公平意味着，你不能用三十年前的专利，封锁我今天的创新；不能用一个宽泛的权利要求，覆盖我完全不同的技术路径。”

科委的一位司长轻咳一声，想打断。但肖向东没停。

“今天这个会，主题是‘保护’。我想建议加一个词：‘公平’。公平保护所有创新者——无论他来自芝加哥，还是来自北大荒。”

他坐下。会议室死寂了五秒钟。

然后，联想的一位副总带头鼓掌——轻轻的，但足够清晰。接着是几位国企代表。外资代表们面无表情。

会议结束后，那位司长走到肖向东面前，低声说：“你这些话，可以写个内参报上去。”

“已经写了。”肖向东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文件，“《关于构建公平国际专利对话机制的建议》，请领导指正。”

五月的最后一周，压力从四面八方涌来。

首先是资金链。国际律师费已经支出八十万美元，反向研发的烧钱速度超出预期。财务总监拿着报表找肖向东：“如果下个月传呼机销量再下滑15%，我们就要动用在香港的美元储备。”

“那就动。”肖向东签字批准。

“但那是留着上市后拓展国际市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