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5月18日，美国伊利诺伊州北区联邦法院。

肖向东没有亲自出庭。这是律师团的建议：创始人不在场，可以减少“情绪化指控”的风险，也避免被对方律师当庭质询。但他坐在北京总部会议室里，通过越洋电话旁听——信号时断时续，电流杂音像遥远的炮火。

“法官驳回了摩托罗拉要求临时禁令的动议。”李卫国从华盛顿打来电话，声音里有压抑的兴奋，“我们的不侵权证据起了作用——特别是那份1984年日本NEC的技术报告，摩托罗拉律师明显没料到。”

投影幕布上，法务团队刚刚传真过来的庭审记录摘要，英文速记符号间夹杂着手写的中文批注。孙晓芸逐字翻译：“法官认为，在专利有效性存疑的情况下，不宜立即禁止产品销售。但要求我们在三十天内提交更详细的技术比对报告。”

“三十天……”陈思北盯着屏幕，“新方案的量产准备至少需要四十五天。”

“那就用老生产线继续生产。”肖向东的声音从电话扩音器里传出，带着电流特有的冰冷质感，“但包装盒里加一份声明：本产品采用自主研发技术，正在通过法律途径确认专利边界。”

林美娟皱眉：“这会不会激怒对方？”

“专利战也是心理战。”肖向东说，“我们要让摩托罗拉知道：第一，我们不怕打官司；第二，我们有备用方案；第三，我们敢公开讨论这件事。三件事，每一件都违反他们对‘中国企业’的认知。”

电话那头传来李卫国的声音：“对了，摩托罗拉副总裁私下递话：愿意谈谈和解。赔偿金额可以降到八百万美元，外加五年专利授权费。”

会议室里安静了。八百万美元，比最初的两千三百万少了近三分之二。

“告诉他们，”肖向东沉默三秒后说，“我们正在准备反诉材料。如果他们愿意，我们可以讨论交叉授权——互相免费用对方的专利。”

“他们会觉得我们疯了。”李卫国苦笑。

“那就让他们继续觉得。”肖向东挂断了电话。

窗外，北京开始下雨。春雨细密，洗刷着中关村街道上的尘土。但太平洋彼岸的硝烟，正顺着电话线飘回这间会议室。

孙晓芸的文章引发的震荡，在第二周达到高潮。

《人民日报》转载了部分内容，加了编者按：“保护知识产权与鼓励自主创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体两面。”这句话看似平衡，实则立场微妙——把“自主创新”提到了同等高度。

更意外的是国际媒体的反应。《华尔街日报》亚洲版发了篇报道，标题耐人寻味：《中国企业的专利反击：是维权还是挑战规则？》。文章里引用了肖向东的一句话：“如果专利制度成为垄断的工具，那么创新的火种将在全球熄灭。”

“这句话我什么时候说过？”肖向东问。

孙晓芸笑了笑：“上次内部会议上。我稍作润色，通过香港分公司的朋友‘泄露’给外媒了。”

舆论战的战场在扩大。摩托罗拉开始在美国媒体上投放软文，强调“保护创新者的利益就是保护消费者”。默克则联合几家跨国药企，发布了一份《中国医药创新环境评估报告》，数据详实，结论却指向“需要更透明的知识产权保护”。

五月二十日，事情出现戏剧性转折。

国家科委召开“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座谈会”，邀请了十二家企业——十一家是外资或合资，唯一的内资企业是向东集团。会议通知上，肖向东的名字排在倒数第三。

“这是鸿门宴。”李卫国从体制内朋友那里得到消息，“会上可能会让我们‘顾全大局’。”

肖向东准备了三页发言提纲。但在去会场的车上，他全部撕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