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现在，就没有未来。”

其次是人事。美国硅谷挖回来的三位工程师中，有一人提出辞职。“压力太大了。”他说，“我妻子在美国受不了两地分居，而且……摩托罗拉私下联系过我，开出三倍薪水。”

陈思北想挽留，肖向东摇头：“让他走。但离职协议里加一条：三年内不得加入摩托罗拉及其关联企业，否则追究法律责任。”

“这能约束住吗？”

“至少是个姿态。”肖向东说，“我们要让所有人知道：这场战争，没有中间地带。”

最棘手的还是技术。新方案的量产测试遇到瓶颈：良品率只有47%，远低于商业化要求的90%。生产线上的老师傅和年轻工程师发生激烈争执——老师傅坚持用传统工艺，年轻人要用全自动化方案。

陈思北在车间蹲了三天三夜。第四天凌晨，他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把两条生产线并成一条，前半段用老师傅的手工校准，后半段用自动化检测。这种“半人半机”的方案，在教科书上会被嘲笑，但测试结果出来了：良品率提升到81%。

“还不够。”陈思北满眼血丝，“我要85%。”

五月二十八日，距离法庭要求的补充证据提交只剩两天。摩托罗拉突然放出消息：愿意把和解金额降到五百万美元，且可以分期支付。

董事会里，赞同和解的声音又起来了。

当晚，肖向东把所有人召集到那间最初的小会议室——1991年集团成立时，他们在这里分吃过一个蛋糕。墙上挂着七个人的黑白合影，1978年北大荒分别前拍的，年轻的脸庞模糊在时光里。

“举手表决吧。”肖向东说，“同意和解的，举手。”

沉默。李卫国没动，陈思北没动，林美娟没动。但三位去年引入的投资方代表，手举到一半，又放下了。

“五百万美元，差不多是我们现在全部的现金储备。”一位投资方代表说，“给了，我们还能活着。继续打，万一输了……”

“万一赢了呢？”陈思北打断他。

“赢了又如何？市场已经被抢占，研发投入收不回，上市更是遥遥无期。商业不是赌气。”

肖向东站起身，走到窗前。夜色中的中关村，灯火点点，每一盏灯背后可能都是一个创业团队，一个技术梦想，一个不甘平庸的灵魂。

“1977年，在北大荒，赵大刚要没收我们的书。”他背对着所有人说，“我们连夜把书埋进地窖，上面盖上柴火。后来我们转移到荒岛，冬天零下三十度，围着火堆背书，陈思南就是那时候落下病根。”

陈思北的手指猛地收紧。

“那时候我们没想过赢，只想着不能跪。”肖向东转过身，“现在也一样。五百万美元可以给，但给了，我们心里那点东西就死了。那点东西叫什么？有人叫骨气，有人叫理想，我叫它‘火种’。”

他走到桌前，把那份反诉材料副本摔在桌上。

“我已经签字了。明天，这份材料会送到美国法院，同时抄送中国商务部、专利局，还有《华尔街日报》。我们要反诉摩托罗拉侵犯我们的专利，要求赔偿……一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