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辽沙，”他说，声音忽然变得极轻极柔，像是在对一个孩子说话，“你一直是这个家里最纯洁的人。父亲是个小丑，德米特里是个暴徒，我是个思想者，你是唯一一个真正懂得爱的人。但爱在这种东西面前是没有用的——你的上帝在这种东西面前就像雪地上一根划过的火柴。嗤的一声。灭了。什么都没有了。”

他将手从阿辽沙的掌握中抽出来，动作出人意料地平静。然后他摘下帽子，在手中慢慢折成两半。他抬头望向天空，望向那片正在消散的极光。

“你们知道他在说什么吗？”他说，“他在给我讲一个故事。关于一个星球。不是地球——是另一个。绕着天狼星转的。上面也有智慧生命。他们比人类更早发现了‘它’——那个住在冰层和黑暗中的东西。他们研究它，试图控制它，就像极光会一样。然后他们消失了。整个星球。所有城市，所有书籍，所有名字。只剩一片冰。他说他们的文明从诞生到灭亡，存在了整整五万年。但我们现在知道他们的唯一方式，是天狼星的光线到达地球需要八年半。当我们抬起头看天狼星时，我们看到的是它八年半以前的样子。不是现在的样子。永远不会是现在的样子。”他停顿了一下，将手中皱成一团的帽子轻轻放在雪地上，像是在放置一个祭品，“我们现在看到的一切星光——都是过去。都是死亡。而他——他就在那些星星后面等着。他一直都在。”

他的膝盖忽然弯曲了一下，像是体内的某个支撑结构终于承受不住重压。我迅速上前扶住他的胳膊——他的体温高得烫手，隔着大衣我都能感觉到那股不正常的热度，但他的手指却冰得像从冰水中捞出来的。他的脉搏在我的拇指下跳动得飞快而混乱，每一跳都像是在追赶前一跳留下的空洞。作为医生，我立刻识别出了这些症状：高烧、谵妄、失眠，极度的神经亢奋与身体的全面衰竭并存。但作为一个人，我不得不同时承认：他说的那些话——那些关于星光和过去的低语——比任何纯粹病理学意义上的谵妄都要清晰、连贯，甚至有一种令人脊背发凉的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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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把他带回营地，”我对福尔摩斯说，“他现在需要平躺、保暖和镇静剂。我带了少量的吗啡和溴化物——应该能让他撑到天亮。”

福尔摩斯点了点头。他伸手将伊万的另一只胳膊搭在自己肩上，与我一同架着他往回走。伊万的身体轻得出奇——他这些天显然吃得极少，加上持续的精神紧张，整个人已经像一具被掏空了内脏的骨架。但他的嘴唇始终没有停下。一路上，他的那些断断续续的低语混合着风声、雪声和我们靴子踩在冻土上的咯吱声，像一首没有旋律的、令人不安的复调乐曲。

“他说我写了一首诗。”伊万闭着眼睛说，声音已经小得像耳语，“一首叫《宗教大法官》的诗。他说我让一个老主教面对复活的基督，然后拒绝了他。他说那首诗很好——是他最欣赏我的作品。但他纠正了我的一点。他说：你的老主教是对的，但不是因为自由比面包更重要。而是因为那个复活的基督——他根本就没复活。人们看见的是别的东西。人们看见的是——”

他的声音忽然断了。他睁开眼睛，那双深棕色的瞳孔在极光的余晖中呈现出一种不自然的扩张状态，虹膜的边缘几乎完全被瞳仁吞没。他盯着森林边缘的方向，盯着那棵有抓痕的老松树的方向，嘴唇无声地蠕动了片刻，然后说了一句话。那句话说得极轻极快，在寒风中几乎听不清，但阿辽沙听到了。我看到阿辽沙的脸在那一瞬间变得煞白。

“他说——”伊万喃喃地重复道，“‘我是你创造出来的。你把你不敢承认的念头都给了我。所以你的不相信也是假的。’”

我们在午夜过后半小时回到了营地。营地中的篝火已经全部熄灭，只剩下几堆冒着白烟的灰烬。流放犯人们重新被赶回了工棚，哨兵们在栅栏边来回巡逻，但他们的步伐不再有力，而是机械的、畏缩的，像一群在黑暗中不敢停步也不敢走远的孩子。极光的最后一缕光芒正在天边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层低垂的、铅灰色的云层。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沉重的寂静。连平时总是能听到的铁镣拖过冻土的声音也消失了。

我们将伊万安置在帐篷中。我将行军床上的毯子全部盖在他身上，又从出诊箱中取出了一支小剂量的吗啡和一小瓶溴化物溶液。他的脉搏仍然快得吓人，但体温已经开始从高烧的峰值缓慢下降。当针头刺入他的静脉时，他忽然睁开眼睛，看着我。那双眼睛中那种狂乱的、燃烧般的光芒终于开始暗淡——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深沉的东西，一种我曾在战场上见过很多次的神情：一个人刚刚经历了某种极致的折磨，肉体尚未恢复，但意识已经飘到了一个不可触及的远方。

“华生医生，”他说，声音极其虚弱，但第一次恢复了某种正常的、属于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本人的语调，“您信上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