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先生握着贾玉振的手，恳切地说：“贾先生，你的文章，给绝望的人以希望，这比空喊口号有力得多！望你坚守此志，为苍生泣血，为未来放歌！”

与陶行之的交往，让贾玉振感受到了文化界中坚力量的担当。

然而，另一场聚会，则让他看到了更多的侧面。

在一家咖啡馆隐秘的包间里，周慕云引荐他认识了更多文化界人士。

有慷慨激昂、主张“文章入伍，文章下乡”的剧作家田汉；有沉静睿智、正在构思鸿篇巨着的文学家茅盾；

也有对时局悲观、认为中国积重难返，暗示“和谈”或许也是一条出路的某位学者。

席间，争论不可避免。当那位学者隐晦地提及“识时务者为俊杰”时，贾玉振放下了手中的咖啡杯，声音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

“先生所言‘时务’，是指倭寇的铁蹄吗？若这便是‘时务’，那我辈文人，更应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我等笔墨，或许无法直接杀敌，但若能凝聚一寸民心，提振一分士气，照亮一丝前路，便不负这七尺之躯，不负这读书人的良心！”

他顿了顿，环视众人，“我一路北来，见过太多的牺牲。有士兵，有百姓，有我的朋友……他们用生命告诉我们：中国，没有退路！”

这番话，掷地有声，让在座众人无不动容。田汉当场击节赞叹：“好一个‘没有退路’！贾先生，你这话，当浮一大白！”

这次聚会，贾玉振“悲愤诗人”与“坚定战士”的形象不胫而走。

他的阁楼，开始成为一些有志青年和爱国文化人秘密聚会的场所。苏婉清则用她的画笔，为这些交流留下了一幅幅珍贵的素描，《阁楼夜话图》便是其中的代表作。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贾玉振那首《江城子》和他在聚会上的言论，终究还是传到了某些人的耳中。

先是周慕云带回警告：《大江文萃》收到上面指令，要求谨慎采用“基调灰暗、抨击时弊”的稿件。

接着，苏婉清发现，他们住的里弄附近，多了几个形迹可疑的生面孔。

一天夜里，周慕云匆匆赶来，脸色凝重地交给贾玉振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信的内容很短，只有一句话：

“汪兆铭已派密使至港，媾和之事恐非空穴来风，君等直言，已触逆鳞，速离汉口！”

汪兆铭！媾和！

这两个词像两颗炸弹，在贾玉振脑海中轰然炸响！

他一直担心的事情，似乎正在走向现实！投降派的阴影，竟然已经笼罩到了战时陪都的上空！

他立刻将消息告知苏婉清和杨秀芹（她已与地下党接上头，暗中保护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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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秀芹证实了消息的可靠性：“我们也收到了类似情报。

武汉不能再待了，他们很快会有大动作抓捕异见者。我们必须立刻前往重庆，那里情况稍好，还有‘抗大’（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通称）和更多的进步人士。”

离开，已成定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