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的十月，空气中混杂着江水的湿气、煤烟的呛味，以及一种隐而不发的紧张。

贾玉振和苏婉清在周慕云的帮助下，于法租界边缘一条闹中取静的里弄安顿下来。

这是一栋老式石库门房子的阁楼，狭小却干燥，推开老虎窗，能看到远处江面上来往的船只。

周慕云是《大江文萃》副刊的主编，是苏婉清的表哥，在武汉文化界人脉颇广。

他深知贾玉振的价值，也理解他们需要隐蔽。“这里相对安全，但说话办事仍需谨慎。”他提醒道，“武汉如今是各方势力的角力场，水很深。”

暂时的安定，让贾玉振得以梳理一路的见闻与悲愤。

他没有急于发表什么，而是沉浸在周慕云丰富的藏书和各类报刊中，贪婪地吸收着信息，观察着这座“战时陪都”光怪陆离的生态。

他看到了前方将士浴血奋战的报道，也看到了官员贪腐、投机倒把、奢靡享乐的花边新闻；

听到了民众高涨的抗日呼声，也嗅到了一丝若有若无的、对战争前途的悲观与动摇。

这种复杂的感受，在他心中酝酿，最终化为一首沉郁顿挫的词，他借用古词牌，灌注新时代的魂魄：

《江城子·戊寅秋于汉口闻警》

烽烟蔽日锁长江，

故园殇，雁难翔。

半壁河山，何处觅康庄？

酒绿灯红歌舞地，

犹醉死，昧天良！

书生无力挽斜阳，

笔如枪，字含霜。

哭罢苍生，再谱《破阵》章。

纵使身埋荆楚地，

魂化碧，护家邦。

这首词经由周慕云，在几位信得过的文友间传阅，很快便在武汉的文化圈子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其词风豪放与沉郁并存，既有对国事的深切忧愤，又有对“朱门酒肉臭”的尖锐批判，更表达了“笔如枪”、“护家邦”的铮铮誓言。

许多人开始打听这位神秘的“贾先生”。

几天后，周慕云带来了一位客人——一位身着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面容清癯、目光却炯炯有神的老者。

“玉振兄，这位是陶行之先生，一直在为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奔走。”

贾玉振肃然起敬，他早已听说过陶先生的大名。两人一见如故，从《明日食单》谈到乡村的凋敝，从《安家记》谈到教育救国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