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玉振走到棺前，一棺三鞠躬。九个棺，二十七个躬。每鞠一次，他的腰就弯得更深一点，到第九口棺时，他的额头几乎触到冰冷的青石板。

然后他直起身，转向人群。

“今天，”他的声音被江风吹得破碎，但每个人都听清了，“我们送九个人回家。”

他走到何三姐棺前：“何三姐，湖北宜昌人，民国二十一年嫁到重庆。她不识字，但记得三千七百二十八个吃过她饭的孩子名字。她最后说：‘下辈子，我还给先生做饭。’”

走到张万财棺前：“张万财，浙江宁波人，十三岁当学徒，拨了五十年算盘。他临终交代：‘灶台下面，账本要收好。’因为他知道，账本在，希望基金就在，孩子们就有饭吃。”

走到李铁柱棺前：“李铁柱，重庆朝天门码头工人，左肩扛包磨出的老茧有两寸厚。他说：‘先生的字我看不懂，但先生是为咱老百姓写字的，咱得护着。’”

走到赵小山棺前：“赵小山，十九岁，河南逃难来的孤儿。他说等太平了，要攒钱娶媳妇，生个儿子，教他认字，读先生写的书。”

一个个名字，一段段人生，一句句遗言。贾玉振说得极慢，每个字都像从心里呕出来的血。

当说到第七个时，他的声音开始发抖；说到第九个时，他停下来，仰起头，死死盯着铅灰色的天空，不让眼泪流下来。

但眼泪还是流下来了。

大颗大颗的，滚烫的，砸在青石板上，和那些洗不净的血迹混在一起。

“他们为什么死？”贾玉振抹了把脸，声音嘶哑，“因为有人要杀一个写字的文人。所以，他们的血，是为字流的。”

他向前一步，声音陡然拔高，像刀劈开寒风：

“以前我总说，有些字值得写。今天我要说——有些字，值得用命来守！他们守的不是贾玉振这个人，是这个人笔下的真话，是这些真话在黑暗里点起的那一丁点儿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