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申请恢复成年后的基本服务。”她说，“不要求系统现在承认你是谁家的孩子。”

周衡问：“代价呢？”

“页面会保留历史来源待核。你不能用这份决定要求周宁和赵姨承认亲属关系，也不能把B-2的遭遇直接写成你的经历。”

审核告知里还有一项更现实的后果：二〇〇一年以前可能存在的继承、监护补偿和失踪人员权益，暂时不能自动挂到他名下。以后即使来源链闭合，也要另行申请；今天的有限恢复不能代替那次审查。

周宁的手停在告知书边缘。她寻找弟弟二十五年，最想听见的当然是“就是他”。可如果现在为了一个亲属结论，把尚未查清的童年强塞给周衡，他们和改写档案的人就没有本质区别。

“你先做你自己。”她说，“剩下的，我们拿证据找。”

“可以。”

这次他答得很快。

不是因为那个名字不重要。

恰恰因为重要，他不愿把两段尚未闭合的人生强压成一个结论。

基础库没有召集一场能当场解决所有问题的联合会议。它把核验请求拆成四份，分别发给医院、税务、社区和档案部门。每家只回答自己能够证明的部分；平台不参与公共身份判断，只等待基础库是否恢复接口。

第一份回复来自医院：现有人像与既往就诊档案连续，但医院不证明姓名来源。

税务的回复晚了两个小时。经办人发现早期经营记录使用的是旧证件影印件，要求补交纸质登记底账。林晚回店取原件，周衡只能留在复核中心，不能让自己的陈述代替缺失材料。

社区返回居住事实；档案部门则明确写明，历史死亡记录尚未完成实体审查，不应单独推翻现存身份。

下午五点半，复核中心停止当日受理。一次性通行码只够周衡返回遗物店，次日不能再次扫码进入。经办员给他开了一张加盖骑缝章的离场凭条，登记现实时间、指纹核验号和未完成事项，并约定第二天由两名复核人员在门口线下面核后带入。

周衡当晚不能去医院，也不能使用电子签章。他给赵青打电话时，只说复核还没有结束。赵青没有追问结果，让他先吃饭。

第二天早上，自动闸机依然拒绝周衡。两名复核员核对离场凭条、临时凭证和现场人像，在纸质续办栏共同签字，才把他带回昨天那张桌子。城市仍未认回他，但没有让他从未完成的流程里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