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粤语的老师姓陈，是个三十多岁的女士，香港本地人，普通话讲得很好。

“粤语有九个声调，比普通话的四个声调复杂得多。”陈老师说，“但不要怕，多听多说，慢慢就会了。”

她教我们最基础的日常用语：你好（nei hou）、谢谢（m goi）、对不起（deoi m zyu）、多少钱（gei do cin）……

我学得很吃力。那些发音对我来说太陌生了，舌头总打不过弯来。一堂课下来，只会说几句最简单的。

相比之下，英语课就轻松多了。

教英语的是刘文静。她不愧是北外高材生，发音标准，讲解清晰。

“我们在工作中用到的英语，主要是商业英语。”刘文静说，“重点是合同条款、贸易术语、商务信函。日常生活用语也要学，但优先级低一些。”

她发给我们一份材料，上面列着常用的贸易术语：FOB（离岸价）、CIF（到岸价）、L/C（信用证）、B/L（提单）……

这些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前世我做金融时，虽然不直接做国际贸易，但相关的知识还是有的。更重要的是，我的英语底子还在——前世虽然口语一般，但阅读和写作没问题，词汇量也够。

“韩浩同志，你读一下这段话。”刘文静点名让我读一段英文合同条款。

我站起来，流利地读完。发音不算完美，但很顺畅，没有磕绊。

刘文静有些惊讶：“你英语基础很好啊。以前学过？”

“自学过一些。”我含糊地说。

“发音还需要改进，但词汇量和语法都没问题。”刘文静评价，“再练练口语，很快就能胜任工作。”

下课后，陈建国凑过来：“行啊老韩，深藏不露。英语这么好，怎么学的？”

“就是喜欢，多看了些书。”我搪塞过去。

李卫国则愁眉苦脸：“粤语太难了。那些发音，我舌头都打结了。”

“慢慢来。”我安慰他，“陈老师说，在这环境里，半年就能基本交流。”

确实，语言环境很重要。在华润大楼里，随时能听到粤语和英语。电梯里、走廊上、办公室里，各种语言混杂。这种环境逼着你必须尽快适应。

培训的间隙，我也会和同事们交流。刘文静告诉我，她正在准备考英国皇家翻译协会的证书；张建华在研究香港股市，说发现了几个潜力股；王亚男则经常往机械仪器部跑，对进口设备很感兴趣。

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方向。

而我，在熟悉业务和学语言之外，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要做。

培训期间，我们住在铜锣湾的职工宿舍。宿舍不大，我和陈建国、李卫国三人一间，每人一张床、一张书桌、一个衣柜。

条件比我想象的简陋，但在1965年的香港，这样的宿舍已经不错了。至少通了电，有自来水，还有公共浴室和厨房。

每天晚上培训结束后，我会去楼下的报刊亭买几份报纸。香港的报纸很多，中文的有《大公报》《文汇报》《星岛日报》《华侨日报》，英文的有《南华早报》《虎报》。

我要从这些报纸里，寻找有用的信息。

不是商业信息——那些我大概知道。香港在60年代到80年代的发展轨迹，我前世有所了解。地产、股市、制造业、航运……这些大的趋势我都清楚。

我要找的，是一些更具体、更隐秘的信息。

比如，那个名字：周卓凡。

前世我做金融时，曾经看过一份资料，提到香港早期富豪周卓凡的一件轶事。说的是他祖父在光绪年间，曾向一个姓丁的商人借过三千龙洋，立有借据。后来周家发迹，这笔债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偿还，借据也不知所踪。

所以到香港后，我一直在关注周家的信息。周卓凡是香港的顶级富豪之一，旗下有地产、航运、酒店等多个产业，经常上报纸。

这天晚上，我在《星岛日报》的商业版，看到了一条消息：

“周卓凡斥资五千万，购入中环地皮，拟建全港最高商厦”

报道很详细，写了周卓凡的发家史，写了他的商业版图，也写了他的家族渊源——果然提到，周家祖籍广东东莞常平镇桥梓村，清末时来港经商，历经三代，终成巨富。

我的心跳开始加快。

继续往下看，报道提到了周卓凡的祖父周永泰，说他是周家基业的奠基人，早年在东莞做木材生意，后来到香港发展，从事航运和贸易。

周永泰……这个名字对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