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策尔把笔记摞好，放在书架的一端，他又拿起一只干净的试管，对着灯看了看内壁。瓦尔特看着他的动作，忽然觉得自己能够理解为什么原主科勒在日记里把门策尔列为可疑但又不那么确定。这位科学家有一种不设防的专注，对实验的投入会让他暂时忘掉周围的一切。

“老师，我先回去了。”瓦尔特说。

门策尔没有回头：“嗯。知道了。”

瓦尔特转身离开了实验室，轻轻带上了门。走廊里没有人。

四百马克，加上之前在红堡那边赚到的，以及哈塞医生给的津贴和房租余下的积蓄，瓦尔特现在手头大概有1500马克的储备金，虽然距离八千马克债务还有很远的距离，但已经比刚醒来时好得多了。

……

十一月中旬，柏林的气温已经降到了冰点附近。清晨的厨房里，火炉烧得正旺，铁炉圈上的水壶冒着白汽。

瓦尔特坐在餐桌前，盘子里放着两块白面包，不仅涂了黄油，还夹了煎过的培根，旁边放着一杯不加糖不加奶的热咖啡。他吃得很快，狼吞虎咽那般，面包带着培根的油香，以及咖啡的苦味一起滑进胃里，整个人这才暖过来。

这份早餐跟一般租户得到的不太一样：白面包、黄油、培根和黑咖啡。毫无疑问，这些对于柏林的中产家庭而言，已经算是比较奢侈的早餐了。

事实上，这是老房东韦伯坚持要给他单独开小灶，瓦尔特推辞过好几次，但没推掉，不得不接受了。

原因出在两周前，老韦伯的小孙子汉斯得了场感冒，起初在诊所，找了一个医生看过了，开了点药，但病情非但没好转，反而越来越重。

那日，老韦伯愁眉苦脸地在走廊里叹气时，路过的瓦尔特多问了两句症状，随后他心里顿时一紧。感觉那不是普通的感冒，而是号称“儿童第一杀手”的白喉。

同样是军医官出身的贝林医生，于1890年就发现了白喉抗毒素血清。只是那东西制备起来极其复杂，又是要从马匹血液中提取，工艺繁琐，成本高昂，产量极少，属于有钱都不一定能拿到的稀缺品。

好在瓦尔特借助夏洛特医院的医生身份，又动用了哈塞医生和门策尔副教授的私人关系，从国家病毒实验室的储备库里，紧急调配了一支抗毒素血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