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郑卫国那边……”

“所以需要隐蔽。”肖向东说，“这台电脑不能公开出现。实验室现在名义上是出版社的临时库房，我们用这个做掩护。进出要小心，所有活动在晚上进行。”

三人约定，每周三、周六晚上，在这里进行“计算机研究小组”活动。肖向东负责讲解硅谷见闻和创新理论，陆文渊负责研究硬件架构，杨志远负责软件分析。

深夜，肖向东一个人留在实验室。他打开电脑，运行BASIC，开始写一个简单的程序——汉字显示演示。虽然机器没有汉卡，但他可以用图形模式，一个点一个点地“画”出汉字。

凌晨三点，屏幕上出现了四个歪歪扭扭但清晰可辨的汉字：“改革开放”。

他看着这四个字，突然想起1976年北大荒的地窖，用炭条在地上写公式；想起1978年清华近春园，用粉笔在黑板上画系统图；想起1984年在上海，用钢笔填写股票认购单。

工具在变，方式在变，但内核没变——都是想把一个更好的未来，一点点构建出来。

关掉电脑，肖向东从木箱底部取出一个小布袋。里面是十几片各种型号的集成电路——这些都是他在硅谷的电子垃圾回收站里捡的。英特尔8088、Zilog Z80、摩托罗拉……虽然有些已经淘汰，但在当时的中国，都是宝贵的样品。

他小心地收好这些芯片。明天，要带给陈思北。伺服系统的攻关，可能需要这些参考。

离开实验室时，天快亮了。肖向东抱着那四本书，走在清华园寂静的小路上。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做的这些事，和当年在北大荒地窖里偷渡书籍，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在封锁中打开缝隙，在闭塞中引入活水，在黑暗中点亮微光。

只是这一次，缝隙更大，活水更多，微光更亮。

但风险也更大。

他知道，郑卫国不会善罢甘休。海关那一关过了，不代表后面就安全了。那台电脑，那些书，那些芯片，都是“证据”，证明他“崇洋媚外”“私自接触”“违规携带”。

但他不后悔。

因为有些东西，比安全更重要。

比如一个国家的未来。

比如一代人的责任。

回到筒子楼，肖向东把四本书藏在床板下的暗格里。然后，他铺开稿纸，开始正式撰写那份注定会引起争议的考察报告。

这一次，他不再犹豫，不再妥协，要把看到的真相、想到的未来，全部写进去。

窗外的天色渐渐亮起。

新的一天开始了。

而新的战斗，也将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