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来。”

陆文渊和杨志远走进来，手里拎着工具箱。看到桌上的设备，两人都愣住了。

“这是……”

“IBM PC，8088处理器，4.77MHz，640KB内存。”肖向东报出参数，“还有这个，”他打开公文包，取出那四本书，“从硅谷带回来的。”

陆文渊小心翼翼地拿起《The Soul of a New Machine》，翻开内页。英文他读得懂，但里面的内容让他倒吸一口凉气：“这本书讲的是……计算机研发的文化？团队精神？创新管理？”

“不只是技术，是背后的东西。”肖向东说，“硅谷为什么成功？这本书给了部分答案。”

杨志远已经在检查电脑了。他熟练地开机，进入BASIC环境，写了几行测试代码。“速度比我们清华那台快至少五倍。而且键盘手感……完全不一样。”

“这就是差距。”肖向东说，“但差距不是不能追赶。关键在于，我们得知道差距在哪里，不仅是硬件参数，是整个研发体系、创新文化、市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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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围坐在电脑前，肖向东开始讲述这次美国之行的见闻。他讲斯坦福的工业园区，讲风险投资如何支持初创公司，讲软件如何成为新的价值核心，讲“工程师文化”和“车库创业”的故事。

讲到深夜，实验室的灯一直亮着。

“所以你的意思是，”陆文渊总结道，“我们不能总跟在后面模仿，要找到自己的创新路径？”

“对。”肖向东翻开《The Third Wave》，“托夫勒在这本书里说，人类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现在进入信息革命。在革命转折点上，后来者有机会超越，因为包袱轻，船小好调头。”

“但我们的体制……”

“体制可以改。”肖向东说得很坚定，“这次考察让我明白一件事：改革不是请客吃饭，是生死存亡。如果我们不主动拥抱信息革命，十年后、二十年后，差距会大到无法追赶。”

他打开笔记本，上面是回国飞机上写的思考：

“三条可能的追赶路径：

第一，软件先行。硬件追赶需要巨额投资和时间，但软件开发可以轻装上阵，特别是中文信息处理领域我们有天然优势。

第二，应用创新。中国市场特殊，有特殊需求，比如汉字处理、财务管理软件、行业应用系统。

第三，机制突破。试点‘硅谷模式’——大学科技园、风险投资、知识产权激励。”

杨志远看完，沉默了很久：“向东，这些话你敢在中心说吗？”

“敢。”肖向东说，“但要有策略。直接说‘全盘学习西方’肯定不行，要说‘借鉴国际经验，探索中国特色’。”

“那这台电脑怎么办？”陆文渊问，“放这里太危险了。”

“两个用途。”肖向东已经有了计划，“第一，作为研究工具。我们要用它分析国外软件架构，研究编程技术，甚至尝试开发一些中文软件原型。第二，作为‘教学道具’。让更多学生看到什么是真正的个人计算机，激发他们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