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方文敏第一个举手，“我父亲的老战友在物资总局，我可以试着打听太原钢厂的具体联系人。”

“我也参加。”陆文渊说，“我叔叔在铁道部，运输环节也许能帮上忙。”

杨志远咬了咬牙：“我……我负责信息验证。太原厂那边的技术参数、质量证明，我需要找渠道核实。”

肖向东看着他们，想起北大荒的地窖，想起油灯下三个人的脸。那时他们为了一道数学题可以争论到深夜，现在，他们要为一笔三千公里外的钢材交易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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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他说，“但我们约法三章：第一，所有通信用技术语言，不谈价格只谈参数；第二，不走私人账户，所有资金通过单位对公转账；第三，万一出事，就说我们在做‘校际技术协作调研’，所有行动都是学术实践。”

计划就这样启动了。

接下来的两周，近春园成了临时指挥部。方文敏通过父亲的关系，拿到了太原钢厂供销科科长的名字和办公室电话——在那个年代，这已经是珍贵的情报。杨志远联系了清华材料系的老师，拿到了Cr-Mo钢的国家标准和技术要求。陆文渊绘制了从太原到上海的铁路运输路线图，计算了时间和成本。

而肖向东，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给陈思北父亲写了一封极其克制的信，用技术术语详细说明了太原钢厂的产能情况、质量控制体系、以及“可能存在的超额产出调剂空间”。信的结尾写道：“如贵厂有意进行技术协作交流，我可协助联系。此事纯属学术调研需要，不涉其他。”

第二，以“清华学生科技服务小组”的名义，给太原钢厂供销科写了一封信，表示“在调研全国工业协作模式时，了解到贵厂在特种钢材生产方面的先进经验，同时获悉上海某厂在出口产品生产中遇到材料供应难题。如双方有意，可协助建立技术交流渠道。”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步——他通过周振华教授，联系上了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李默研究员。没有直接提钢材交易，而是请教了一个学术问题：“在计划经济的框架下，企业超额产出如何进行优化配置？是否有‘厂际协作调剂’的成功案例？”

李默研究员的回信意味深长：“你提的问题很有现实意义。目前广东、上海等地已有自发实践，原则上不违反政策，但需注意两点：一是必须有正式协作文件，二是价格应符合国家指导范围。社科院正在收集相关案例，如你有具体实例，欢迎提供。”

这封信成了护身符。

七月的第三周，转机出现了。太原钢厂回信了——不是给肖向东，而是直接发给了上海船舶配件厂，抬头是正式的“关于技术协作与材料调剂事宜的函”。信中同意“在计划外调剂部分Cr-Mo钢”，价格按“国家计划内价格上浮15%”，条件是“需有正式协作协议，且货物用途需符合国家出口导向政策”。

15%的上浮，远低于黑市价的400%。

陈思父亲连夜打电话到清华招待所——那时长途电话需要层层转接，通话时满是杂音，但肖向东听清了一句：“小肖，你救了厂里两百多人。”

最后的交易在七月底完成。太原钢厂发出二十吨钢材，通过铁路运往上海。船舶配件厂收到货后，经检验完全合格，立即投入生产。按照事先的口头约定，厂里从节省的成本中拿出一部分，作为“技术咨询服务费”。

三千元。

当汇款单寄到清华时，肖向东正在图书馆。邮局通知他去取“单位汇款”，他走到邮局柜台，看到那张绿色的单子，收款人写的是“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78级肖向东”，附言栏只有四个字：“技术咨询费”。

他站在那里看了很久。三千元——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五年的工资。在1978年，这是一笔巨款。

但他没有取现金。而是去了系办公室，找了周振华教授。

“教授，有件事要向您汇报。”他把汇款单放在桌上，然后详细说明了整个事情的经过——从陈思北的求助，到信息搜集，到牵线搭桥，最后到这笔咨询费。

周教授听完，戴上老花镜仔细看了汇款单，又看了太原钢厂和上海厂的往来信函复印件。许久，他问：“你们收多少钱？”

“三千。是上海厂主动提出的，说是节省成本的十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