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念新笑了：“大爷，您要是想学，我天天来教您。”

老人拍了拍他的肩膀：“你们这些娃娃，真是新干部，跟以前那些官不一样，真心实意帮老百姓。”

回延安的路上，山风有点冷，吹在脸上凉飕飕的。路边的黄土坡还是老样子，可看着上面新挖的窑洞、新刷的标语，余念新心里忽然有种奇怪的感觉——从当年保育院里吃不饱饭的孤儿，到如今教老乡识字的干部，这一路走下来，好像一个圆，慢慢合上了。

那晚回训练班，刘青把几份支教报告递给余念新：“你写的这份报告，上面领导看了都说好，说你观察得细，建议也实在，要把它当范例，发给其他学员参考。”

“谢谢刘指导，我就是把实际情况写下来了。”

“别谦虚，这是你的本事。”刘青顿了顿，又说，“对了，听说中央要从咱们班挑一批优秀学员，去华北大学进修，以后回来当骨干，你好好表现，有机会。”

“我会努力的。”

1946年的春天，延安的人心渐渐稳了。中央领导忙着筹划全国解放区的建设，整风运动结束后，干部学习抓得更紧了。

城里修了几条新路，窑洞口都贴着最新的《新华日报》，街上卖油饼的、修鞋的、打铁的铺子也多了起来，连以前的保育院，都搬到了山腰的新址，改成了干部子弟小学，每天都能听见孩子们的读书声。

有天傍晚，余念新从操场经过，正好看见几个保育院的孩子在唱歌，唱的是《东方红》：“毛主席呀毛主席，我们都听你的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孩子们的声音清脆，飘在枣园的上空。

他停下脚步，站在远处听了一会儿，忍不住笑了——这些孩子的日子，比他当年在保育院时好多了，不用再饿肚子，不用再躲敌机，能安安稳稳读书，这就是革命胜利后，最实在的好日子。

五月初，中央下发了文件，要从少年干部班选拔优秀学员，一部分留在延安工作，一部分派去东北支援新解放区的建设——东北刚解放不久，缺干部、缺教员，急需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