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尔摩斯将石板举到窗前，从不同角度仔细观察了将近五分钟。然后他放下石板，翻开那本羊皮纸笔记本。笔记本中记录了大量数据和观测记录——温度、气压、地层深度、岩石密度的变化曲线——写的是德文，字迹工整而精确。福尔摩斯快速翻阅了一遍，在最后一页停了下来。这一页只有一行字，用一种细得几乎需要放大镜才能看清的字体写在页脚：

“坐标N 61°43′ E 97°52′。深度七十二米。触碰已得到回应。上帝保佑我们。”

“这本笔记本属于极光会，”福尔摩斯说，声音压得很低，“作者是团队中的一位德国地质学家。他记录了勘探过程中的测量数据——以及最后一行警告。‘触碰已得到回应’——他们‘触碰’到了某样东西，而那样东西反过来触碰了他们。”

他转向阿辽沙。“这个人在哪里？”

“死了。”阿辽沙说，“他是在那天夜里和艾琳一起到我这来的。他比艾琳伤得更重——浑身都是那种灰白色的纹路，两只眼睛已经看不见了。他不吃不喝，只是在反复念叨同一句话：‘我们不应该把光带进那个地方。’第二天他就死了。我在教堂后面的墓地里埋了他。”

福尔摩斯将石板和笔记本用布重新包好，郑重地放入自己的怀中。

“卡拉马佐夫先生，”他说，声音诚恳而恳切，“您在这件事中已经冒了很大的风险。但我必须再请求您一件事：帮助我们找到那个挖掘地点。”

阿辽沙沉默了很久。窗外的风将松枝上的一片积雪吹落，啪嗒一声打在窗玻璃上。然后他站起来，走向搁板，将《圣经》拿起又放下，仿佛在内心进行某种对话。当他转过身时，他的表情已经变得坚定。

“我会带你们去。但不是因为您请求了我——是因为那个女人的眼睛。我在那里面看见了一样东西，是我在修道院时佐西马长老曾经对我讲到过的一种东西。”他顿了顿，“他说，‘有一种黑暗，肉眼无法看见的，它只会向那些面对它而不退缩的人显露。’那个女人独自面对了那种黑暗。我有义务完成她没有走完的路。”

“即使代价很高？”福尔摩斯直视着他。

阿辽沙迎上他的目光，那双灰蓝色的眼睛里没有一丝阴影。

“福尔摩斯先生，我十五岁时就开始练习准备面对死亡。我不怕死——是因为我知道，只有能够平静地面对死亡的人，才能够在真正需要挺身而出的时候，不至于往后退。”

他说这句话时，声调平稳如常，仿佛只是在陈述一个简单的事实。那一刻我在他身上感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东西——一种我在战场上偶尔也能从一个好的士兵身上看到的品质。

不是对死亡的无畏，而是在恐惧面前依然选择站在原地的决心。

福尔摩斯注视了他片刻，然后伸出手去。阿辽沙握住了他的手。

那天傍晚，我们在阿辽沙的木屋中简单用了晚餐——黑面包、腌黄瓜和一碗滚烫的荞麦粥。饭后阿辽沙在墙角跪下，面对着一个小小的木制圣像，低声念了许久祷文。福尔摩斯坐在桌边，就着煤油灯的微光研究那块石板，不时用铅笔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着什么。我躺在床铺上，听着外面风声呜咽，感到一种奇异的安宁——在这片被冰雪覆盖的荒原上，在这个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木屋里，在一位年轻修士、一个侦探和一个军医之间，存在着某种温暖的、近乎神圣的默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