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极光会’挖掘出的是某种可以被武器化的东西——无论它是什么——英国政府需要比俄国人更早了解它的性质。”他说，“我已经为你们安排好了今晚的跨海火车，经巴黎转往东线。你们在圣彼得堡的联系人会在车站接应。你们将以地质勘探顾问的身份行动，公开的任务是评估西伯利亚铁路对英国在亚洲商业利益的影响。这是你们的证件和介绍信。”

他从文件夹中取出一个深棕色的信封，推过桌面。

福尔摩斯走上前去，拿起信封，却没有立刻拆开。他站在桌前，俯视着坐在扶手椅中的兄长。兄弟二人的目光在半空中交汇，那一刻，我仿佛看见了某种无声的交流在他们之间发生，那是一种只有共同血脉才能承载的理解。

“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缓缓开口，“你刚才说，你无法确认从永冻层中挖出的是什么。但你已经有了猜测。”

这不是疑问句。

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沉默了很长时间——长到壁炉中又有两块煤塌了下去，溅起一蓬暗红色的火星。当他终于开口时，他的声音降到了几乎是耳语的程度。

“我的猜测对你不会有任何帮助，歇洛克。因为我的猜测本身就不属于理性的范畴。”

他伸手拿起桌上那杯波特酒，举到唇边。我注意到那只手在微微颤抖——这只手，据歇洛克曾经告诉过我，曾在谈判桌上与欧洲各国外交大臣周旋而从未有过一丝动摇。

“这不像你，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轻声说。

“正因如此，”迈克罗夫特回答，“我才感到不安。”

兄弟二人对视了片刻。然后福尔摩斯微微颔首，将信封收入怀中，转身走向门口。

“我们今晚动身。”他停住脚步，没有回头，“华生，你还需要准备什么吗？”

“我的旧军医出诊箱一直在门厅备着，”我说，“里面的吗啡、碘酒和绷带都储备齐全。至于武器，我有一把在前线用过的手枪，擦拭上油之后应该还能可靠地射击。”

“那么，下午三点在贝克街集合。不必带太多行李——西伯利亚的冬天不是伦敦的厚呢大衣所能应付的，我们到了俄国之后再添置。”

他推门而出。我跟在他身后。当我回头时，我看见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独自坐在那把巨大的扶手椅中，臃肿的身躯在炉火映照下投下一道长长的、扭曲的影子。他已经放下了酒杯，双手交握在腹部，目光凝视着壁炉中跳动的火焰，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外面的雾比来时更浓了。福尔摩斯快步走在蓓尔美尔街上，披风在身后微微扬起，手杖在石板路面上敲出清脆而急促的节奏。我几乎要小跑才能跟上他的步伐。

直到我们重新坐上马车，他才终于开口。

“华生，你对俄国了解多少？”

“恐怕不多。他们的语言我一窍不通，只记得军医院里有一位俄国同事，喝起伏特加来像喝水一样，但手术刀拿得比谁都稳。”

“那么此行将是你了解这个国家的一个绝佳机会。”他的语气忽然变得轻快起来，但我听得出来，那轻快之下压着某种更深的东西，“我建议你在火车上读一读我为你准备的材料。我有一种预感，我们即将面对的事情，比一桩普通的失踪案要复杂得多。”

“复杂到什么程度？”

他将目光转向车窗外，那片流动的黄雾正缓慢地从玻璃外滑过，像某种有生命的、黏稠的实体。

“复杂到我哥哥，在给出他的评估时，第一次回避了理性。”

马车驶入浓雾深处，街角的钟楼敲响了正午十二点。距离我们启程前往圣彼得堡，还有不到十二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