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道的朝集使是个黑脸汉子，叫张猛，原是幽州武将出身，说话直来直去。他报的数据就不那么乐观了。

“河北道今年春旱，夏又有蝗灾，收成大减。户口新增仅八百余户，垦田不但没增，反而因灾荒废了三万余亩。”张猛声音低沉，“赋税实征不足七成，陛下已下旨减免。狱讼倒少了——老百姓忙着抗旱抗蝗，没工夫打官司。”

小主，

堂内气氛凝重。卢钦问：“抗旱抗蝗，官府做了哪些事？”

“开仓放粮，这是第一桩。各州常平仓共放粮十五万石，救了三十万人。”张猛翻开一本册子，“组织民众挖井三千七百眼，修旧渠四百余里。蝗灾来时，动员百姓捕蝗，官府按斤收购，收购的蝗虫或深埋或喂鸡鸭。这一项，花费不小，但保住了五成秋粮。”

他又说：“灾后，官府贷种子给灾民，免息三年。今冬又以工代赈，组织灾民修路、筑堤，发给钱粮。这些开支，都记在账上。”

吏部官员们仔细核查账簿。确实，河北道今年赋税收入大减，但支出大增。按照旧的考课办法，这样的政绩肯定是不及格。但新规有“特殊情况”一项：若遇天灾，不以户口、垦田、赋税增减为唯一标准，而以救灾成效、社会稳定程度为主要依据。

“教化方面呢？”一位吏部郎中问。

张猛挠挠头：“这个……灾年，读书的事就顾不上了。官学还在办，但学生少了三成。不过各州县组织了‘农桑讲习’，教百姓抗旱作物种植、治蝗方法，这个算不算教化？”

卢钦沉吟片刻：“算。教化不止诗书礼乐，教民求生技能，更是大教化。”他在簿子上记了一笔。

最终，河北道的评定出来了：户口项，下等；垦田项，下等；赋税项，下等；狱讼项，中等；教化项，中等。但加上“抗灾成效显着”的加分，综合评定为中等。

张猛对这个结果还算满意。灾年能得中等，已是不易。

考课从清晨持续到黄昏。各道情况不一：江南道风调雨顺，各项数据都漂亮，综合评定上等；山南道茶叶丰收，但有一县县令贪墨被查，拉低了整体评分，得中等；陇右道边疆不稳，军事开支大，但边境贸易活跃，赋税反增，得了中等偏上……

最引人注目的是岭南道。那里地处偏远，向来被中原视为蛮荒之地。但今年的考课数据让人眼前一亮：户口增长虽不多，但海外贸易带来巨额关税；教化方面，不仅建了官学，还设了“蕃学”，教外商子弟汉语汉字，同时派人学习南洋语言；狱讼方面，因涉及蕃商纠纷，摸索出一套“华蕃分审，律例兼顾”的办法，被卢钦特意记下，说要推广。

夜幕降临时，一天的考课暂告段落。各道朝集使退去，吏部官员们却还不能休息——他们要整理今天的记录，撰写初步的考课报告。

卢钦回到自己的值房，揉了揉发涩的眼睛。书吏端来热茶，他慢慢喝着，回想着今日的种种。

新式考课实行三年了，效果逐渐显现。最大的变化是，官员们不再只盯着赋税和户口——那容易催生苛政和虚报。现在他们要操心的事多了：要劝课农桑，要兴修水利，要公正断案，要教化百姓。每一项都有量化指标，每一项都要有凭有据。

当然，弊端也有。有些官员为了政绩，开始“造数据”。比如江南某县，去年上报新垦田万亩，结果派人去查，发现是把荒了多年的老田重新丈量一遍，就算“新垦”了。那县令已被革职查办。

还有的官员过分追求“教化”指标，强令百姓送孩子入学，甚至摊派买书钱。这些，都在考课中会被扣分。

“尚书，这是今日的汇总。”吏部侍郎送来一叠文书。

卢钦翻开看。开元三年，全国三百余州，考课上等者四十七州，中等二百一十六州，下等五十二州。下等州中，有三十州是因天灾，十二州是因官员贪腐或无能，还有十州是边疆战乱地区。

“下等州的刺史、县令，按例要降职或革职。”侍郎说，“但其中因天灾的，是否可从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