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

晨光熹微，林晚晴轻轻推开孩子们的房门。小花蜷成一只小猫，呼吸均匀绵长；大宝的睡姿却略显僵硬，眉头即使在梦中也微微蹙着。林晚晴在床边坐下，指尖轻抚过儿子额前柔软的碎发——这孩子太早熟，把太多心事压在心里。

“妈妈？”大宝忽然睁开眼睛，眼神清明得不像刚醒。

“吵醒你了？”林晚晴柔声说，“还早，再睡会儿。”

“睡不着。”大宝坐起身，小手抓住她的衣角，“妈妈，今天是不是有坏人要来？”

林晚晴心头一紧：“谁告诉你的？”

“我听见你和赵阿姨说话了。”大宝低下头，“说有人要采访，还说爸爸的事上报纸了...妈妈，爸爸真的是英雄吗？”

“当然是。”林晚晴捧起儿子的脸，望进他清澈的眼睛，“爸爸为了保护战友才越境，现在有人想冤枉他。但妈妈相信，真相一定会水落石出。”

“我也相信。”大宝用力点头，又犹豫了一下，“可是幼儿园的小朋友说...说爸爸是叛徒。”

这句话像一根针，扎进林晚晴心里。她深吸一口气，稳住声音：“那大宝怎么回答的？”

“我说他们胡说。”大宝挺起小胸脯，“我爸爸是边防连长，立过功的。我还说...再说我爸爸坏话，我就不跟他们玩了。”

林晚晴一把抱住儿子，眼眶发热：“大宝做得对。记住，不管别人说什么，我们一家人要互相相信。”

安抚好孩子，林晚晴起身准备早餐。厨房的窗户正对街道，她瞥见那辆黑色轿车又停在老位置。这一次，车里的人没有躲藏——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坐在驾驶座，正对着小镜子补妆。女人穿着当下少见的米白色风衣，烫着时髦的卷发，气质干练。

似乎察觉到林晚晴的目光，女人转过头，朝窗户方向微微一笑，还挥了挥手。

林晚晴心头一凛，面上却不动声色，拉上了窗帘。

上午九点，刘建军准时来到家里。他今天穿了便装，但腰间鼓鼓的，显然带了配枪。

“林同志，何政委让我今天全程跟着你。”刘建军神色严肃，“采访的事，调查组也知道了。陈组长说，让你正常应对，但要注意安全。”

“那个黑色轿车里的女人，你们查到了吗？”林晚晴问。

刘建军摇头：“车牌是省城的，登记在一个贸易公司名下。公司法人叫周文斌——不过陈组长说，这可能是障眼法。那女人昨天在招待所附近出现过，和县里几个人接触过。”

周文斌？林晚晴觉得这名字有些耳熟，一时却想不起在哪听过。

九点半，林晚晴来到小吃店。赵桂枝已经带着员工把店面收拾得格外整洁，桌椅擦得锃亮，玻璃窗一尘不染。

“都准备好了。”赵桂枝低声说，“按你说的，后厨今天特意多备了货，招牌菜的材料都备齐了。一会儿采访的时候，咱们该营业营业，该上菜上菜。”

“好。”林晚晴环视店面，心中有了底。她要让记者看到的，不是一个被流言击垮的军属，而是一个在逆境中依然把事业经营得红红火火的女人。

十点整，一辆省城牌照的吉普车停在店门外。车上下来三个人：一个拿着照相机的年轻人，一个提着录音机的女记者，还有一个四十多岁、穿着中山装的中年男人。

中年男人率先走进店人，目光扫了一圈，最后落在林晚晴身上：“林晚晴同志？我是省报时事部的主任，姓郑。这两位是我们的记者。”

“郑主任好，欢迎。”林晚晴不卑不亢地招呼，“店里正在营业，咱们就在这边角落的位置吧，清静些。”

落座后，郑主任开门见山：“林同志，昨天的报道你看了吧？有什么感想？”

“看了。”林晚晴平静地说，“文章没有点名，但我猜很多人会联想到我家的情况。我想说的是，我丈夫顾铮同志目前正在配合组织调查，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任何猜测都是不负责任的。”

女记者插话道：“可是林同志，据我们了解，顾铮同志确实越境了，这是事实吧？”

“是事实，但原因不是事实。”林晚晴直视着她，“我丈夫是为了掩护受伤战友，被迫向边境线方向撤退，在暴风雪中迷失方向才误入邻国。这和他主动叛逃，性质完全不同。”

“你有证据吗？”男记者举着相机，随时准备抓拍。

“受伤战士赵小军可以作证，他现在还在军区医院。”林晚晴顿了顿，“而且，我听说联合调查组已经找到了新的证据，能够证明所谓的‘叛逃证据’是伪造的。”

郑主任眼神一闪：“联合调查组？林同志消息很灵通啊。”

“因为调查组找过我谈话。”林晚晴坦然道，“他们不仅调查我丈夫的事，也调查我报告中反映的——某些人利用职权打压改革开放新生事物的问题。”

这话一出，三个记者都愣住了。他们显然没料到林晚晴会如此直接地抛出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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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进行了半小时。林晚晴有问必答，但始终把握着分寸：关于顾铮，她强调相信组织、相信真相；关于自己的事业，她讲述了创办技术协作组的初衷、遇到的困难、取得的成绩，以及近期遭到的各种“巧和”式打压。

说到工商局查账和卡车被扣时，她让赵桂枝拿来了完整的单据和文件：“各位可以看看，我们的每一笔账目都清清楚楚，每一车货物都合法合规。为什么突然就有人举报、有人扣车？这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

郑主任翻看着那些单据，眉头越皱越紧。他是老记者，一眼就能看出这些材料的规范性远超普通个体户。而林晚晴条理清晰的陈述、不躲不闪的态度，更让他对之前的报道产生了怀疑。

“林同志，”郑主任合上笔记本，“如果如你所说，是有人故意打压，你觉得他们的动机是什么？”

“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林晚晴引用了一句她曾在报纸上看过的话，“技术协作组做起来了，带动了军嫂就业，也影响了某些国营单位的生意。我们拒绝了一些人的‘合作’要求，可能得罪了人。但这些都不该成为打压一个合法经营企业的理由。”

这时，店门被推开，几个穿着工装的男人走进来——是附近机械厂的工人，常来的老顾客。

“老板娘，老三样！”领头的中年工人熟络地打招呼，随即看见店里的记者和相机，愣了愣，“哟，这是...”

“省城来的记者同志，采访呢。”林晚晴笑着起身，“王师傅你们先坐，菜马上就好。”

“采访好啊！”王师傅大声说，“老板娘，我们可得替你说几句公道话。你这店开了大半年，咱们厂里多少工人中午都在这儿吃？便宜、干净、味道好！比厂食堂强多了！”

“就是！”另一个年轻工人接话，“我媳妇儿还跟你们这儿学过做点心呢，现在家里过节都能自己做了。这可是实打实教手艺的好事！”

几个工人的话被记者一字不落地录了下来。郑主任若有所思地看着这一幕，忽然问：“林同志，你教手艺不收钱？”

“收一点材料费。”林晚晴实话实说，“但主要是想让大家多一门手艺。军嫂们学会了，能贴补家用；普通妇女学会了，也能给家里添个进项。我觉得，改革开放就是要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不是只让少数人发财。”

这番话说得朴实，却掷地有声。女记者停下了记录，抬头深深看了林晚晴一眼。

采访接近尾声时，店门外又来了一个人——是张大山。他风尘仆仆，满脸倦色，显然是一路赶回来的。

“妹子，事查清楚了。”张大山顾不上有记者在场，径直走到林晚晴面前，“扣咱们车的那两个交警，根本就不是正规警员！是有人冒充的！”

“什么？”林晚晴猛地站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