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放那个女人，和六十天法案，到底有什么关系？”

“释放她，就等于法案不通过吗？就等于向那个年轻人妥协，就等于白宫低头吗？”

波德斯塔试图解释：“副总统先生——”

“让我说完。”切尼的手掌平放在桌面上。

“用户对Facebook、对Ttalk再拥护、再支持，又能怎么样？他们能投票阻止法案通过吗？他们能改变国会的表决结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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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法案如期通过，只要法律生效，Facebook和Ttalk在北美市场的运营主体、数据、乃至技术，未来不就是美国的吗？”

“现在的妥协，妥协的对象是未来的美国企业，这有什么问题？”

战情室里，所有人同时停止了动作。

这句话，像一道闪电，劈开了会议室里浓重的焦虑迷雾。

六十天法案的核心逻辑，从来不是“封杀扬帆科技”，而是“把扬帆科技变成美国的”。

数据主权条款、算法备案条款、紧急接管条款——

每一条的最终指向，都是让Facebook和Ttalk从一家华夏公司，变成一家被华盛顿规训的美国公司。

既然最终目标是拿到它，那现在向它的创始人低头，有什么问题？

低头是战术，拿到是战略。

战术上的后退，是为了战略上的前进。

这个道理，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明白。

但包括波德斯塔在内的众人把它忘了。

或者说，是因为被那个十九岁的年轻人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一次又一次地打脸、一次又一次地在全球媒体面前被羞辱之后，已经无法把“杨帆”和“未来的美国企业”这两个概念分开。

他们看到的不是Facebook，是杨帆。

他们看到的不是Ttalk，是杨帆。

他们看到的不是数据主权，而是杨帆在旧金山机场指向东方时，那个让他脊背发凉的手势。

他们已经不是在为美国的利益打仗了。

他们是在为自己的尊严打仗。

而一个为尊严打仗的人，会忘记战争最初的目的是什么。

副总统切尼看着他：“约翰，你不是在为白宫打仗，你是在为自己打仗。你把这场仗从‘如何通过法案’打成了‘如何不向杨帆低头’，又从‘如何不低头’打成了‘如何证明你是对的’。”

“你每一步都在换战场，每一次换战场都在缩小自己的回旋余地。现在你退到了这间屋子的角落里，告诉我们——法案可以输，但白宫不能低头。”

“你知道这句话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吗？翻译过来就是：我宁愿让整个国家陪着我的尊严一起关停。”

战情室里安静得能听到头顶吊灯电流的嗡鸣声。

波德斯塔没有辩解，因为切尼说的是事实。

从苏琪被捕那天起，他以为杨帆会妥协——杨帆没有。

从伪造邮件被鉴定报告拆穿那天起，他以为杨帆会见好就收——杨帆没有。

从红杉退出、硅谷联盟联合施压那天起，他以为杨帆会松口——杨帆没有。

从麦考利亲自飞到硅谷开出“释放苏琪换取消停”的条件那天起，他以为杨帆终于会接受——杨帆还是没有。

每一步，他都预设杨帆会退。

每一步，杨帆都没有退。

于是他只能自己退，退到退无可退的时候，把“不低头”当成最后的阵地。

但这片阵地是他自己选的，不是华盛顿帮他选的，不是总统帮他选的，甚至不是这间屋子里任何一个人帮他选的。

是他自己的尊严，替他选的。

“他和我们，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他关停服务，是自损一千的招，能打多久？一天？两天？民众的耐心是有限的，资本的损失是有阈值的。”

“而我们，掌握着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掌握着市场准入的钥匙，掌握着国际规则的话语权。”

“我们需要做的，不是现在和他拼个你死我活、两败俱伤，而是稳住局面，消化冲击，然后，在合适的时机，用我们擅长的方式，拿回我们想要的一切。”

切尼的话，让会议室原本窒息的气氛为之一缓，众人纷纷点头。

波德斯塔坐在那里，他依旧不甘，依旧觉得这是一种屈辱的退让。

但他是政治动物，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当副总统、国务卿、商务部长、乃至国会两党领袖都倾向于“止损”和“战术妥协”时。

他如果继续坚持强硬路线，就将从“坚持原则”变成“一意孤行”，从“维护权威”变成“不识时务”。

切尼的声音缓下来：“现在不是内斗的时候，是必须团结的时候，是必须止损的时候，是做出战术性后退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