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次冲突，十七次——”

“——他没有妥协过一次。”

“每一次，他都选择了正面对抗。每一次，他都赌上了比对手更多的筹码。每一次——”

他的马克笔在白板上点了点，“他都赢了。”

会议室里有人轻轻吸了一口气。

“但这只是商业层面。”戴维翻过一页。

“我的团队分析了他的个人经历，这部分，我认为比商业层面的分析更重要。”

他在白板上写了三个词。

被拐、霸凌、宋清欢。

“杨帆的童年，经历过一次极为严重的创伤事件。他在幼年时期被生父抛弃，脱离原生家庭相当长的时间，最终被找回。”

“这段经历在公开信息中几乎被完全抹去，但我们通过交叉验证法院卷宗和户籍变更记录，确认了时间线和基本事实。”

“被拐卖、被找回、然后——”

他在“霸凌”这个词下面划了一道线。

“回到学校后，他遭受了继弟长期的校园霸凌，时间长度不明，严重程度不明，但足以构成二次创伤。”

“在他被拐后，他的母亲宋清欢被他生父毒杀，凶手已经伏法，过程……极为惨烈。”

戴维放下马克笔，转过身面对会议桌。

“综合以上，我的结论是：杨帆的人格结构具有鲜明的双面特征。”

小主，

“在人际关系层面，尤其是面对家庭成员时，他表现出明显的回避和拖延倾向。”

“这与童年被拐造成的依恋创伤，以及回归后长期遭受霸凌导致的社交退缩高度吻合。简单地说，在亲密关系里，他不是一个果断的人。”

“但在另一个领域——”

他在白板上写下两个字。

商业。

“在商业决策中，他表现出截然相反的行为模式。极度果断，极度强硬，极度不计后果。”

“每一次面临外部威胁，他的反应都不是退缩，不是谈判，不是妥协。是加注。是把所有筹码推到桌子中央，然后盯着对手的眼睛说——你敢跟吗？”

“为什么？”戴维自问自答。

“因为对于经历过被拐卖、被霸凌、失去至亲的人来说，外部世界从根本上就是不可信任的。”

“妥协在他的认知体系里，不等于解决问题，等于再次被伤害。”

“他童年妥协过太多次，被拐时反抗不了，被霸凌时躲不开，母亲遇害时无能为力。”

“所以当他拥有了反击的力量之后，他就再也不会妥协了，一次都不会。”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吉姆·戈茨开口了，“你给他的不妥协概率是——”

“百分之七十二。”戴维说。

“这个数字有统计学意义吗？”

“没有，心理学评估给不出精确的小数点。但我的团队里有三个人独立做了判断，结果分别是百分之七十、百分之七十五、百分之七十。我取了中间值。”

吉姆沉默了。

道格拉斯·莱昂内身体前倾，目光从白板上扫过，“戴维，我问你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如果法案通过，杨帆真的会关掉北美 Facebook 吗？”

戴维沉默了三秒。

“会。”

“你确定？”

“道格拉斯，我在报告里写得很清楚。”戴维再次重申。

“杨帆的人格构成里，有一个比商业理性更底层的驱动力，是控制感。”

“童年被拐和长期被霸凌的经历，让他对被控制、被支配、被拿捏，有着远超常人的敏感和抗拒。”

“华盛顿用国家安全这张牌压他，在他眼里不是商业风险，是另一种形式的霸凌。一群更强大的人，试图用不可抗拒的力量，逼他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