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特律，福特坦克工厂，4月8日，午休时间

午休铃响起时，莉娜·科瓦奇感觉自己的手臂还在震颤——连续六小时操作铆钉枪，那种高频振动已经嵌进了骨头里。

她摘下护目镜，揉了揉太阳穴，跟着女工们走向休息区。

空气里弥漫着机油、金属和汗水混合的气味。

巨大的厂房顶上，天窗透下四月稀薄的阳光，照在流水线上半成型的谢尔曼坦克外壳上，反射出冷硬的光。

远处传来气动工具的嘶鸣，永不停歇。

莉娜在长凳上坐下，从午餐盒里拿出黑面包和三明治——夹的是罐装火腿，薄薄一片。

她丈夫马修在北非的装甲部队，已经三个月没来信了。她不敢细想。

“莉娜，看这个。”旁边的波兰裔女工索菲亚递过来一本《生活》杂志，封面是罗斯福总统的照片，但内页被翻到中间一页，“我女儿从学校带回来的，说大家都在看。”

莉娜接过。那是一篇图文报道，标题是：《中国作家笔下的美国未来：残疾男孩阿甘的故事》。旁边配着插图：一个瘦小的男孩拄着金属腿撑，跟在一个提着布袋的妇女身后，背景是一栋挂着“福利办公室”牌子的建筑。

几个女工围了过来。

“讲的什么？”有人问。

莉娜开始读。她读得很慢，一个词一个词地咀嚼。

文章写了阿甘和母亲去领救济，写了罐头食品，写了“总比没有强”，也写了阿甘后来进了学校——因为残疾，他得到了特殊照顾。

“看这儿，”索菲亚指着插图里阿甘的腿撑，“这孩子残疾，但国家管他。说明什么？说明战后我们的男人要是……要是受伤回来，国家也会管。”

女工们安静了。她们中很多人都有丈夫、兄弟、儿子在前线。

伤残——这个词像幽灵，在每个人心里盘旋，但没人敢说出口。

“还有这儿，”另一个女工玛丽指着文字，“福利办公室虽然要排队，但至少每个人都有份。比大萧条时强多了——那时我爸爸失业，连排队的地方都没有。”

莉娜想起1932年。

她那时十四岁，跟着父亲在芝加哥的救济站外排过一整夜的队，为了两袋面粉和三罐豆子。

冬夜的寒风像刀子，割透了他们单薄的外套。

队伍里有人晕倒，被拖到一边，空位立刻被后面的人填上。

而现在，文章里写的福利办公室，至少有屋顶，有窗口，有工作人员——机械但认真地核对信息，发放食品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