筒子楼，要拆了。

正式的红头文件还没贴出来，但消息已经通过厂里干部、街道办工作人员、还有那些嗅觉灵敏的“包打听”们，确凿无疑地传播开来。

县里要搞城市改造，这片建于五六十年代、早就被列为危房的老旧国营厂家属区，终于要被推平。

据说原地要建商品楼，或者街心公园，版本不一，但“拆迁”二字，板上钉钉。

最初的震惊过后，筒子楼里迅速发酵出各种情绪。

有欢呼雀跃的，多是家里人口多、住房拥挤的年轻夫妇，盼着能分到新房，改善居住环境；

有焦虑不安的，多是像老姜同志这样的老住户，愁着拆迁补偿是否公平，搬去哪里过渡，未来的生计如何维系；

也有茫然无措的，是那些在这里住了大半辈子、几乎与筒子楼融为一体的老人，离开这里，仿佛要剥离他们半生的记忆与习惯。

楼道里，公共水房，煤棚子旁，各种议论、猜测、争执甚至哭骂声，取代了往日炖酸菜和炒土豆丝的香味，成了空气里最主要的气息。

“听说了吗？补偿标准是按户口本上人头算！一家补多少平！”

“屁！我二舅家表侄在规划局，说是按房屋面积！咱这破筒子间，能算几个钱？”

“过渡房安排在哪？听说在城北那片荒地盖活动板房，冬天能冻死人！”

“咱这老邻居，散了可就真散了…”

“拆了好！早该拆了！这破地方，夏天漏雨冬天灌风，老子受够了！”

老姜同志变得异常沉默。

下班回来，常常一个人坐在窗前，对着外面被雪覆盖的、熟悉又破败的景色，一坐就是半天。

手里的烟一根接一根，眉头锁成深深的“川”字。

厂里关于买断工龄、提前退休的风声也越刮越烈，与拆迁的消息搅在一起，像两股冰冷的绳子，勒得这个大半生都与厂子和这栋楼捆绑在一起的东北汉子，有些喘不过气。

我知道他在愁什么。

补偿款多少未知，但肯定不会多到让我们无忧。

搬去过渡房是肯定的，未来在哪里安家，是个沉重的问题。

他年纪大了，技术虽然过硬，但在这个下岗潮汹涌的年代，离开熟悉的锅炉和车间，还能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