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往话没说完，就被柳应龙一个冰冷的眼神，或者我随手弹过去的一小撮掺了雄黄的香灰给噎回去。

这厮倒也识趣，知道在我这儿讨不到太多便宜，便时常玩失踪，美其名曰“拓展业务渠道”，也不知道又去哪个村头社戏班子混吃混喝，或是找哪家新丧的富户“友情出演”保家仙去了。

柳应龙则彻底在纸扎铺扎下了根。

他不像黄三爷那般跳脱，大多数时候就像一道沉默的影子，倚在铺子最里角那把唯一完整的太师椅里（从废品站拖回来的），闭目养神，或者用那双墨绿的竖瞳，无焦点地望着门外流淌的光阴。

他的“伙食”依旧是个问题，饭量虽比刚来时收敛了些，但仍远超常人。

好在随着“业务”稍有起色，偶尔能接个稍微肥点的活儿，加上老姜同志厂里效益居然有了一丝回光返照般的“好转”（据说接了批外贸订单），家里的米缸总算不至于见底太快。

作为回报，柳应龙承包了铺子里大部分需要力气的活计——搬纸、扎架、甚至帮着老姜同志修理家里总出毛病的破家具。

他手艺粗糙，但力气够大，效率惊人。

老姜同志对我的“副业”，态度依旧复杂。

一方面，眼见着家里经济压力因我的“外快”稍有缓解，他紧绷的眉头能稍稍舒展片刻；

另一方面，每次看到有面色不正的人鬼鬼祟祟上门，或者我半夜被叫出去“办事”后带着一身香火纸灰味、脸色苍白地回来，他那双被岁月和煤灰侵蚀的眼睛里，总会翻涌起深沉的担忧和欲言又止的烦躁。

父子间的对话依旧不多，常常是沉默地吃饭，间或几句关于天气、菜价、厂里闲话的交流。

但有些东西，在沉默中悄然改变。

比如，他不再轻易提起“别搞那些神神叨叨”，比如，他会在冬天给我留门厅炉子上温着的饭菜，即使我回来再晚。

王墩儿的腿伤养了小半年，总算能撇开拐杖瘸着走了，落下了点微跛的后遗症，但人精神头回来了。

他不再提去南方的事，就在筒子楼附近支了个简陋的修鞋补胎摊子，手艺居然还不错，养活自己之余还能偶尔给我和老姜捎点卤煮熟食。

关于县医院那晚的事，我们默契地很少提及，仿佛那只是一场共同经历的、荒诞而危险的噩梦。

只有喝多了的时候，王墩儿会红着眼眶，拍着我肩膀含混地说：“九儿…哥欠你一条命…”

我则用酒杯碰碰他的，把话题岔开：“墩儿哥，你那卤煮，下次多放点豆腐，少肥肠。”

小主，

时光就在这略显平淡、偶有波澜的节奏里，滑过了2000年的夏与秋。

当第一场像样的冬雪，悄无声息地覆盖了筒子楼斑驳的屋顶和楼前坑洼的空地时，一个传闻，像寒风中的雪花般，先是细碎，然后逐渐密集，最终凝结成实实在在的冰坨子，砸在了每家每户的门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