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得好。”林静调出章程，“公共收益的50%用于补贴物业费，30%进入小区维修基金，20%用于社区文化活动。每半年公示一次收支明细，接受业委会和全体业主监督。”

这时，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站起来，他是小区里为数不多的律师。

“林总监，我看了你们的测算。保安8人，是不是太多了？我们小区就八栋楼，需要三班倒24小时吗？”

林静点头：“孙律师问得专业。8人是最低配置——门岗2人，监控室1人，巡逻岗3人，轮休2人。如果减少，就无法保证24小时覆盖。但我们可以调整——如果业主们同意，可以取消夜间巡逻，只保留门岗和监控。这样能减少2人，每月成本降低九千六，物业费每户降16元。”

“那安全怎么办？”

“风险自担。”林静说得很直接，“夜间只有门岗和监控，如果发生盗窃或其他事件，响应时间会延长。大家可以投票选择。”

小主，

台下又开始争论。要安全还是要省钱？这是个永恒的矛盾。

最后，业委会决定：投票。两个方案——方案A，205元（老人有折扣），8名保安；方案B，189元（老人有折扣），6名保安。

投票结果出人意料：392票赞成方案A，只有200票赞成方案B。

“看来，大家还是更看重安全。”张老师松了口气。

物业费标准勉强通过。但更大的难题来了——怎么收？

很多老人不会用手机支付，也不会转账。原来收八十块卫生费，都是业委会上门收现金，一笔糊涂账。现在要收一两百，还要分档，工作量巨大。

周婷提出方案：“和银行合作，开通代扣。业主签授权书，每月自动扣款。”

“那不会用的老人呢？”

“我们派人上门，手把手教。”沈国栋说，“服务队的小伙子们，分楼包干。不会用手机的，我们收现金，开收据，当天交财务。”

“那得多大工作量？”沈秀娟咋舌。

“再大也得干。”沈国梁说，“这是咱们的第一个物业项目，必须做好。做不好，后面就别想接其他小区了。”

于是，服务队的小伙子们又多了一项任务——收费员。每人负责一栋楼，晚上六点到九点，挨家挨户敲门。

刘强负责的五号楼，有个独居的刘奶奶，八十多了，耳背。刘强去了三次，第一次没听清，第二次忘了存折放哪，第三次终于把钱给了，是一堆零钱，五块十块的，数了半天。

“奶奶，下次我帮您办个代扣吧？不用每次数钱。”

“代扣？不行不行。”刘奶奶摇头，“钱得攥在自己手里，扣走了我不放心。”

刘强哭笑不得，但耐心解释：“奶奶，银行代扣很安全，每次扣了都有短信……”

“我没手机。”

刘强没辙了。他回去跟沈国栋汇报，沈国栋想了想：“那这样，你每月固定时间上门收，收完了当场开收据，让她看着你把钱交到财务室。多跑一趟，但老人安心。”

于是，五号楼的收费，成了刘强的“特殊服务”。每个月那几天，他拄着拐杖（腿还没好利索）爬五楼，收钱，开票，再跑到临时办公室交钱，再跑回来送收据。一趟下来，满头汗。

有次被沈国梁看见了，沈国梁问：“累不累？”

刘强憨笑：“累。但刘奶奶每次都给我塞个苹果，说‘孩子，吃’。我就觉得，值。”

是啊，值。

物业费收了半个月，收缴率才到60%。剩下的40%，有的是真困难，有的是观望，有的是故意不交。

周婷每天盯着数据，眉头紧锁：“沈总，如果收缴率低于80%，物业就是亏本运营。一个月亏两万，一年二十四万，公司扛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