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她抬眼时,脸上已漾起恰到好处的犹豫,“我还没想好,能不能等秋收完了再说?”

秦梅愣了愣,随即笑了,眼角的细纹像被风吹皱的水:“当然可以,你自己拿主意就好。”

她把麦乳精往陈安面前推了推,“地里的活重,别硬撑。要是累着就歇会,学习的事不急——知识这东西,攒在肚子里,总有派上用场的那天。

陈安应着,目光落在秦梅案头那本翻卷了角的《教育学》上。前世的记忆像潮水般涌来——就是这个首都来的高材生,把自己的围巾解下来,裹住她撕破的衣领,围巾上的墨水气味,混着淡淡的雪花膏香,成了那个冬天最暖的味道。

就是这个骑着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的老师,带着她一路蹬到县城,车后座的弹簧硌得她骨头疼,可秦梅的后背始终挺得笔直,像株倔强的白杨树。

公安局的人见是个农村姑娘哭哭啼啼,本想敷衍着说“乡里乡亲的调解下就好”,是秦梅拍着桌子,指着墙上“为人民服务”的标语,逼他们在登记簿上写下“强奸既遂”四个字。

也是这个被剃了阴阳头游街的“臭老九”,在她缩在被子里发抖时,坐在炕沿上,借着煤油灯昏黄的光,用烧焦的火柴头在纸上写“错的不是你”。

“老师,”陈安忽然开口,声音轻得像风,“我前几天病着,听村里老人讲了个故事,您要不要听听?

秦梅正往茶杯里添热水,闻言笑道:“好啊,什么故事?”

“说有个大城市里来的女先生,”陈安指尖攥着衣角,声音平稳得像在说别人的事。

“心善,总帮农村里的娃娃。冬天看见谁没袜子穿,就把自己的线衣拆了,连夜织双厚棉袜;知道谁家揭不开锅,就偷偷给学生塞粮票,总说‘拿着,就当借我的’。”

她抬眼,正好撞见秦梅端着茶杯的手顿了顿。

“然后呢?”秦梅的声音有些干,像被砂纸磨过。她把茶杯往桌上放了放,杯底与桌面碰撞,发出清脆的响声。

“然后就出事了。”陈安低下头,看着鞋尖上的泥点,那是来时路过水田沾的,带着潮湿的腥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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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学生考上县罐头厂,跟对象吹嘘,说自己能进厂全靠女先生帮忙。那对象是个红小兵小头头,转头就写了封举报信,说先生搞‘资产阶级拉拢’,用小恩小惠腐蚀革命青年。”

窗外的口号声突然停了,大概是红小兵们喊累了,正蹲在墙根下喝水。办公室里静得能听见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秦梅案头的闹钟滴答作响,像在数着谁的心跳。

“批斗会开了三天。”陈安的声音很轻,却像冰锥扎在空气里。

“第一天在学校操场,第二天公社大院,第三天游街。

好多受过她恩惠的学生,站在最前排,喊口号喊得最凶,衣领上的扣子都快甩飞了。好像跟她撇清关系,就能证明自己根正苗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