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畋得知后，连夜求见皇帝（虽被田令孜以“陛下已安寝”为由挡回），次日一早便再次于朝会上慷慨陈词：“陛下！李福军报，可见贼心所向！黄巢不除，必成四方亡命之徒之渊薮！今日溃卒欲投之，明日便可能有更多失意之徒、悍勇之辈趋之若鹜！其势将如滚雪球般壮大！届时，纵以节度使相饵，彼又岂会满足？朝廷威仪尽丧，反成笑柄！臣恳请陛下，速断招抚之念，敕令宋威、崔安潜，至少抽调得力之军，北上威慑曹州，即便不即刻攻城，也须压其气焰，阻其扩张，绝其外援！此乃遏制祸源之上策！”

这一次，连一些原本态度摇摆的官员，也露出了深思和忧虑之色。田令孜虽然再次以“大局为重”、“勿中贼人离间之计”为由反驳，但语气已不如先前坚决。他意识到，黄巢的潜在威胁，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看清，单纯“招抚”的借口，已有些难以服众。

最终，在田令孜的操纵下，朝议达成了一个混合的、充满矛盾的决定：招抚使者按原计划派出，但给予的谈判条件更加苛刻，明确要求黄巢必须先行解散部分军队、交出曹州城防、接受朝廷指派的监军，方可“量授官职”（节度使的许诺被含糊化，改为“察其表现，另行封赏”）。同时，密令宋威、崔安潜，加强曹州周边关隘的巡逻和封锁，并允许他们“酌情”派出小股精锐，对曹州外围进行袭扰和侦察，“以观其变，慑其胆”。

这与其说是决策，不如说是将剿抚两种截然相反的策略，生硬地嫁接在一起，暴露了唐廷在内外交困下的首鼠两端和力量不足。

当那名被精心挑选出来的使者——一位姓吴名庸、年约四十、出身吏员、以口才便捷、善于察言观色着称的礼部郎中——怀揣着这份充满算计和矛盾的诏书与密令，在一队神策军骑兵的护送下，离开长安，向东而行时，他的心情恐怕也是复杂万分。

他知道自己此行，犹如火中取栗。成功招抚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以他了解到的黄巢行事风格判断），更大的可能是受辱、被拒，甚至……有性命之忧。但他别无选择，这是田令孜“赏识”给他的“机会”，也是将他从礼部闲职中推上前线的“重任”。

他更知道，自己怀里的诏书和背后的密令，本身就代表着朝廷的摇摆与虚弱。此去曹州，与其说是招抚，不如说是一次危险的试探，一次为后续决策（无论是剿是抚）搜集情报的侦察。

而此时的曹州，对来自长安的这场风波与即将到来的使者，尚一无所知。黄巢和他的同伴们，正全身心沉浸在工坊扩建的火热、新规推行的反馈、以及应对可能来自任何方向的军事威胁的准备中。

“剿抚之议”的波澜，正从帝国的中心，缓缓推向东方那座正在孕育着新秩序的城池。当这波代表着旧世界最后一丝傲慢与虚弱的涟漪，撞上曹州那堵日益坚固、充满生机的堤岸时，将会激起怎样的浪花？

吴庸骑在马上，望着东方天际渐沉的落日，心中没有丝毫使命在身的豪情，只有沉甸甸的忐忑与迷茫。他不知道，自己正在走向的，不仅仅是一座城池，更是一个正在形成的、与身后那个摇摇欲坠的帝国截然不同的新世界的雏形。

而他，以及他背后那个帝国，似乎还没有真正意识到，他们将要面对的，究竟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