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

招抚之议，如同一块巨石投入本就浑浊的潭水，激起的涟漪迅速扩散到长安之外。

数日后，几封密信几乎同时以不同渠道，送入了长安某些深宅大院。

一封来自洛阳，写信者是退休致仕的前东都留守、司徒王铎（与户部侍郎王铎同姓不同人）的族侄，现为河南府参军。信中详细描述了自去岁以来，黄巢部在曹、濮一带的作为，尤其强调了其“军纪严明，不扰百姓”，“分田土，兴工坊”，“流民归附者众”，最后忧心忡忡地写道：“……观其志，非劫掠苟安之辈。今若招抚，授以名器，恐如虎添翼，他日必为大患。朝廷当趁其立足未稳，速发大兵击之，不可迟疑！”

另一封则来自淮南节度使高骈的幕僚（高骈正率军与王仙芝周旋）。信中语气显得更为审慎，但也透露出对北方局势的担忧：“……黄巢据曹州，卡在漕运咽喉之侧，虽暂未截扰，然其势日张，终是心腹之患。王仙芝飘忽难制，若朝廷与黄巢媾和，王某必疑惧交加，或铤而走险，南窜江淮，则我处压力倍增。窃以为，剿抚二策，当并行不悖。一面示以招抚，羁縻黄巢，使其暂安；一面密令宋、崔及沿途诸镇，加紧戒备，并寻隙弱之。万不可使其两家合流，亦不可使一家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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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来自河北某些藩镇的私下传话，态度暧昧。有的表示“谨遵朝命”，但暗示辖区兵力不足，粮饷短缺，难以承担北上讨伐之任；有的则对“招抚反贼，位至节钺”表示出微妙的不满与警惕，言语间不乏“朝廷赏罚不明，恐寒将士之心”的抱怨。

这些来自不同方向、代表不同利益的声音，通过各种渠道，汇聚到长安的决策核心，让本就不明朗的局势更加错综复杂。主剿派和主抚派的争论，也从朝堂之上，延伸到了更广泛的官僚网络和地方势力之中。

在这场愈演愈烈的“剿抚之议”中，兵部侍郎卢携的态度颇为引人注目。他出身范阳卢氏，属山东高门，与郑畋有旧，但私下又与田令孜有所往来。在公开场合，他言辞谨慎，多附和田令孜“权宜招抚”之论，认为当务之急是解决王仙芝。但据亲近者透露，卢携曾在家中与门客私议时感叹：“黄巢，人杰也。惜乎不为朝廷所用，反成巨患。招抚恐难成，即便成，亦非朝廷之福。然今之势，如履薄冰，一步踏错，社稷倾危。唯有两害相权取其轻耳。” 这种矛盾而务实的态度，在朝中中层官员里颇有市场。

真正让朝堂争议发生微妙转折的，是五天后送达的一份紧急军报。并非来自曹州前线，而是来自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奏报称，其巡边兵马在荆襄北部边缘，与一股“流贼”遭遇，激战一场，互有伤亡。俘获的贼人口供杂乱，但有人提及，他们原是王仙芝部属，因不满分配或与头领不和，脱离大队北走，本想投曹州黄巢，但因路途遥远、唐军封锁，滞留于山南、淮南交界处山林为寇。

这份军报本身并非大事，李福也只是例行汇报边境冲突。但奏报中“欲投曹州黄巢”这几个字，却像针一样刺进了长安诸公的神经。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黄巢的“名气”和“吸引力”，已经超越了曹濮一带，开始向更远的战区扩散！王仙芝的溃兵散卒，在走投无路或心生异志时，竟然将黄巢的根据地视为潜在的投奔目标！这比黄巢占据一两座城池本身，更加令人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