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记簿的第一页上印着征用配比表格，每一个配额都是一个精准到小数点后两位的数字。

负责登记的官员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每登记一个人就用钢笔在姓名栏上划一道横线，横线划得很直很稳，像是在做一道数学题。

“年龄？”登记官头也不抬地问。

“二十三。”站在登记桌前的是个刚从奉天逃出来的日本侨民，开拓团的农民，脸上还带着泥土，军装袖子上别着黑纱——他父亲在奉天的混乱中被踩死了。他战战兢兢地站在那里，不知道为什么要登记。

“职业？”登记官又问。

“种地的。”

登记官在职业栏里写了两个字：矿工。

年轻人看到这两个字，脸色变了。

他刚要张嘴说什么，两个宪兵从登记桌后面走出来，一左一右架住了他的胳膊。

他挣扎着回头喊了一句“我是日本人”，登记官抬起眼睛看了他一眼，眼神里什么也没有——没有同情，没有厌恶，只有一种做完数学题之后特有的疲倦。

他在登记簿上又划了一道横线，说：“下一个。”那个年轻人被拖上了一辆卡车，车上已经坐了二十几个和他一样被征用的青壮年。

卡车的帆布篷盖得严严实实，从外面看不到里面的人，但从里面能听到外面的声音——桥下鸭绿江水哗哗地流，桥上脚步声咚咚地响，登记官翻页时纸张摩擦的沙沙声，还有宪兵皮靴踩在桥面上咔咔的脚步声。

车子发动的时候，有人在帆布篷里哭了起来。哭声很轻，像是怕被外面的人听见。

釜山港。

港口的运输舰泊了一整排。

码头上堆满了从东北拆运来的机器设备，油布被海风吹得猎猎作响。工人们在朝鲜劳工的皮鞭下把一箱一箱的物资往船上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