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0月20日，赤峰。

何应钦的火车走了三天。从浦口渡江，经徐州，过济南，穿天津，一路向北。车窗外是华北平原的秋天——麦子收了，玉米收了，田野里只剩下一排排枯黄的茬子，偶尔有妇人带着孩子在地里拾遗落的穗子。越往北，天气越冷。到赤峰附近时，远处的山已经白了头。

一路上他在反复推演谈判桌上的每一种可能。林久治郎带队的日本谈判代表已经到了；赤峰城里张学良也已经到了——两个人在城门口见面，张学良的手很凉，眼睛里有血丝。卢润东在西安说的话，他想了整整三个晚上。

“少帅——你受委屈了。”何应钦没有称呼“副总司令”，用的是东北军内部的叫法。

张学良没说话。他领何应钦走进指挥部，指着一张地图。东三省的防线标得清清楚楚——赤峰、通辽、兴安岭，形成一道弧线，挡住南下之路。弧线以北是大片空白。那是东北，他的家乡，他爹活着的时候用命换来、死了以后用血祭过的黑土地。

“我在东北活了三十年。我爹死在东北。现在要我下令让东北军全部撤出去——何部长，你知道这是什么感觉吗？”

何应钦沉默了很久才回答。他把日本人的条件一五一十地摊开。那份清单他已经烂熟于心：南京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权益；满洲局势由中国东北当局与关东军“协商解决”；辽西战役定性为“不幸的地方冲突”。他知道每一条都是毒药，但如果喝下去能换来三年时间——三年够南京把二十个师的中央军整编出来，把江南的兵工厂全部改建为战时生产线——那么这碗毒药值不值得咽？

张学良听完，没有发怒。

“日本人的谈判代表已经到了，”何应钦补了一句，“带队的是林久治郎，关东军方面来了武藤章大佐。还有一个人——善耆的儿子，肃亲王府的人。日本人让他穿着马褂坐在谈判桌上，就是要让你看见——让你知道东北已经不是你张学良的东北，是满洲国的东北。”

张学良站起来，走到墙边，摘下挂在墙上的手枪，别在腰间。枪是大帅留给他的勃朗宁——1928年皇姑屯那声爆炸后，他从父亲贴身卫士手里接过的唯一遗物。何应钦看见这个动作，心里一紧。他想起出发之前卢润东通过宋子文转来的那句附言：“让少帅带枪来。有些事，需要他的枪来办。”

“什么时候谈？”

“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