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应钦的办公室里，烟灰缸已经满了。

他已经抽了半包烟。桌上的电话响过三次，他都没接。一次是曹汝霖，一次是周秉文，一次是松本次郎本人。他让副官回话说他“身体不适”。

身体不适。何应钦苦笑了一下。他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八期毕业生。他的同学现在遍布日本陆军——有的已经是少将，有的是关东军的参谋。他在日本念了四年书，那四年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时光。他不恨日本人。他甚至从心底里觉得，日本的那一套——纪律、秩序、国家至上——是中国应该学的。

但他也忘不了一件事。1928年，他随蒋介石北伐，打到济南。日本人炸死了交涉员蔡公时，割了他的耳朵、鼻子，然后枪杀。那一天，他在济南城外，闻到了中国外交官的血。

现在日本人在南京收买他。松本给了他什么？不是金条，不是女人。是一封信。信是老同学土肥原贤二写的，措辞客气，问候旧谊，最后一行写着：“何君，帝国需要你的智慧。”

何应钦把那封信锁在抽屉最深处。然后拿起电话，打给松本。

“松本先生，”他说，“明天，在老地方，我请客。鸭血粉丝汤。”

他挂上电话，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眼睛。然后他站起来，整了整军装的领口，从桌上拿起一份拟好的《对日谈判预案》，锁进公文包里。

曹、周、何三人在雨夜里先后到达同一个巷口摊位时，东京正在彻夜开会，天津的满清遗老正在宫岛街的深宅里向吉田善太郎拱手称臣。而在南京的这个雨巷里，白老倌端上三碗热腾腾的鸭血粉丝汤。

松本给他们每人一个信封。

曹汝霖收下了。他需要钱——需要很多钱。他在上海有三处房产，杭州有一栋别墅，还有两个姨太太要养。日本人给的钱他已经花了大半，现在退不回去了。他把信封塞进口袋，低头喝汤。汤很烫，他喝得很慢，像是在咽什么东西。

周秉文收下了。他把信封塞进袖口，没有看。他不敢看。信封里不只是支票，还有一张照片——他儿子在东京樱花树下的照片，背面用日文写了一行字：“令郎在帝国生活愉快。”他把照片翻过来，扣在桌上。然后他轻声问松本：“我儿子……还好吗？”

“非常好。”松本微笑着，“文部省已经将他的奖学金提高了一等。帝国对周秘书的公子，视如己出。”

周秉文没有再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