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0月1日，南京。

雨下了整整一夜。

曹汝霖坐在书房里，没有开灯。窗外雨打芭蕉，啪嗒啪嗒，像有人在敲一面破鼓。他面前的桌上摊着一份电报——辽西战报。四个师团，全军覆没。他看了三遍，每看一遍，手指就凉一分。

三十年了。他从光绪三十一年留学日本，到民国元年进外交部，再到如今行政院参议，他跟日本人打了半辈子交道。他自以为了解日本人——了解他们的工业、他们的军力、他们的野心。但这份电报告诉他，他并不了解中国人的那一面。四万个日本兵，埋在黑土地里。那个叫卢润东的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电话响了。

他没有立刻接。电话响了五声，断了。然后又响。三声。这是约定好的信号。

“曹先生。”电话那头的声音很轻，带着日本口音，“松本先生在老地方等您。”

曹汝霖挂上电话，在黑暗里坐了很久。然后他站起来，换上一件不起眼的灰布长衫，拿起雨伞。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书房墙上挂着的那幅字——“明哲保身”。那是他父亲留给他的，光绪三十四年写的，就在他登上去日本留学轮船的前夜。

他把雨伞夹在腋下，走进了雨里。

与此同时，周秉文正在办公室里烧文件。

行政院的办公楼已经空了。他把最后一份与日本领事馆往来的记录塞进铁盆里，划了一根洋火。火苗舔着纸边，慢慢烧起来。火光映在他脸上，把他的眼镜映得一明一暗。

他想起儿子。东京帝国大学，文部省奖学金。儿子上个月来信，说导师很器重他，说同学们对他很好，说日本的春天樱花很漂亮。他不知道该不该告诉儿子真相。不，不能说。他在日本留学的费用，每一块钱都是日本人给的。他老婆在霞飞路上的三家店铺，每一张房契都是日本领事馆经手办的。他每个月领的六百日元顾问费，每一张钞票都是松本次郎亲手交给他的。

他做了两年零三个月的“朋友”。

现在，“朋友”该收账了。

周秉文把烧完的纸灰倒进废纸篓里，拿起伞，走出了办公室。走廊里黑漆漆的，只有他的皮鞋声在回荡。他想，如果儿子知道这些钱是怎么来的——不，不会的。儿子永远不会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