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第七天早上，萧逸华被值班民警叫了出去。手铐冰凉的触感扣在手腕上，他被带到律师接待室。

隔着玻璃，律师把木婉清的话一一转告他——“家里都好，妈不知道你被羁押，我只说你去外地出差了。”

“看守所钱充了500元，买点吃的用的。我已经找好律师，你放心，一定能查清楚”

“天冷下了，我给你加了件长袖衣，下次让民警捎进来”。

萧逸华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在监室里憋了七天的委屈和压抑，在听到家人声音的那一刻，全都崩了。

他哽咽着问了案情，律师却只说了几句模棱两可的话：“案子牵扯的人有点多，你再等等，注意保护自己，有些事别掺和。不是你本意的笔录不要签字。”

回到监室，萧逸华摸着胸口，那里像揣了个暖炉，可律师的话却像根刺，扎在他心里。

下午放风，浓烈的香烟味飘了过来。牢头华哥走到他跟前，示意他跟着去天井。天井里只有五个人——华哥、老大西瓜、老二红叔、老三瘦猴、老四胖哥，其他人都被赶进了监室。

华哥从手心捏出六七根烟，还有几根火柴，分给几人。在天井的角落里，烟雾缭绕起来。华哥把红叔和萧逸华拉到一起：“红叔，你差不多两三周就要下放监狱了。这个是萧逸华，你把二十多年前那件事原原本本告诉他，这是上面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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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叔的脸抽搐了几下，嘴角往下撇了撇，最终还是点了点头：“晚上抽空说吧。”

萧逸华一头雾水，却也只能点头。他知道红叔——六十多岁的人，身体却比年轻人还壮实，左胸纹着一只张着血红大口的虎头，左臂上刻着三朵菊花。

听同监室的人说，红叔因二十年前打人致残被举报，判了十年，在看守所已经待了快一年，马上就要转去监狱服刑。

晚上，五个人在中央摆开牌局，其他人围着看电视，新来的三个继续在门口背监规。红叔朝萧逸华招了招手，两人拿着圆凳，坐在风门边上，借着从铁栏杆透进来的微光，看着彼此。

“你是哪里人？犯了什么事进来的？”红叔先开了口，声音里带着老烟枪的沙哑。

“扬州人，”萧逸华苦笑，“罪名是招摇撞骗，但我从来没来过这儿，也没骗过任何人的钱，律师还在沟通。”

“在这～呵呵～这些都不重要。”红叔笑了笑，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你知道我是谁吗？”

萧逸华摇了摇头，又指了指他胸口的纹身。

红叔低头看了眼虎头，嘴角勾起一抹复杂的笑：“既然你认识这纹身，就该知道。既然是上面的意思，我就把我怎么进来的，跟你说说。我走之前，会让华哥把我兄弟调过来顶替我的位置，以后有些事，你可以问他。”

萧逸华攥紧了手里的圆凳，指节泛白。他隐隐觉得，红叔要说的事，和他被羁押的原因，还有律师那句莫名其妙的话，都藏着某种联系。而这一切，或许都和二十多年前的那件事有关。”

“我是土生土长的山里人，三十多年前因国家工程搬迁到镇上。后来我在外头做餐饮，又兼做些食材买卖，家里全靠妹妹照拂父母，日子也算安稳。

直到那年，妹妹突然来电话说，爹已经失踪五天了。我连夜赶回去，前前后后花了十几万才把事情了结，报警后的种种波折，如今也只剩“一言难尽”四个字。

外地生意本就越来越难做，经此一事，我干脆回了镇，开了家小酒馆，既能糊口，也能就近照看二老。可安稳日子没过多久，爹又添了个“毛病”——总往山里的老屋后山跑，一去就是两三天。每次回来，他都揣着些不起眼的旧物件，悄悄塞在床底下，谁也说不清那些东西的来历，只像藏着他与老山割舍不下的旧时光。

每次我蹲在酒馆后厨择菜时，总能听见爹拄着拐杖往镇口走的脚步声。那声音沉得很，每一下都像敲在老石板上，带着股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拗劲。

镇口往南走十里就是老山，三十年前搬迁时，全村人都把老屋拆了，唯独我家那间青石地基的库房留着——我爷爷临终前攥着我爹的手，说那是“根”，可我长到四十岁，也没弄明白这“根”到底藏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