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夜，我再也没敢合眼。我把能开的灯全打开了，拿着电棍在商场里转了一整夜。从一楼转到二楼，从二楼转到三楼，再从三楼转回来。脚底板走得生疼，可我不敢停，只要一停下来，耳朵里就响起那个奇怪的声音——不是哭声，不是说话声，是一种像风声又不像风声的低鸣，从走廊尽头传过来，隐隐约约的，像有什么东西在呼吸。

直到天亮同事来接班，我才松了口气。

第二天我找队长，说不想干了。队长靠在椅子上，上下打量我一眼，说：“你脸上啥也没有啊？哪有人打你？”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你要是不想干，我换人。夜班多的是人抢，你不干，后面排着队呢。”

我一听这话，又咽不下那口气。八百块啊，加白班工资，一个月能拿小三千，那时候在深圳不算少了。我把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咬了咬牙，继续干。

第二天晚上，我学乖了。不到九点就把商场里的灯全打开了，能开的都开，亮堂堂的，连角落里的应急灯都换了新电池。我把电棍攥在手里，躺椅也不用了，直接坐在金店柜台后面的地上，背靠着墙壁，面朝走廊。柜台是大理石面的，冰凉凉的，贴着后背，那股凉意隔着衬衫往里渗，像是在提醒我：别睡，别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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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半夜风平浪静。我每隔一会儿就站起来巡逻一圈，拿着手电筒照照犄角旮旯。手电的光柱扫过一排排落下的卷帘门，卷帘门上反射出我的手影，一晃一晃的。到了十二点多，还是没什么事，我稍微放松了一点，靠着墙壁闭了会儿眼。我把电棍横在膝盖上，右手始终搭在上面，不敢松开。

就在这时候，商场东边的角落里，传来一阵哭声。

那声音很低，很轻，像是被什么东西捂着嘴发出来的。我一开始以为是野猫，竖起耳朵仔细听——不是猫叫，猫叫没有那么长，那么细。那哭声是一股一股的，像是有什么东西卡在嗓子里，用力往外挤。我能听出那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含混的，闷闷的，像隔了一层厚厚的布。

我把呼吸压到最轻，甚至自己都听不见自己喘气。耳朵拼命往那个方向够，终于听清了她反复念叨的话：

“疼……浑身疼……疼啊……”

那声音飘飘忽忽的，像是在走廊那头，又像就在隔壁。我的头皮一下子炸了，手里的电棍攥得咯吱咯吱响。冷汗从额头淌下来，顺着鼻梁往下滴，落在手背上，冰凉的。我不敢动，缩在柜台后面，大气都不敢出。我的后背死死贴着墙壁，恨不得把整个人嵌进去。

那哭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响。我能感觉到它在移动，从东边慢慢往西边来。不是脚步声，是一种气场的变化，像有一团冷空气在走廊里缓缓推进。墙壁上的白灰似乎都变得更白了，应急灯的光变得刺眼，像被什么东西压着，发不出全部的光。那股凉意越来越浓，我缩在柜台后面，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哭声忽然停了。就在离我不到三四米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