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七月十六日，那天特别热，知了叫得人心烦。空气又黏又闷，像一团湿棉花堵在喉咙里。邻居们记得，下午还看见林国栋提着一兜菜回家，塑料袋里装着猪肉、豆腐和一把韭菜，还跟巷口下棋的老王头打了招呼。老王头说他那天脸色不好，阴沉沉的，像要下雨的天。晚上八点多，他家院子里传来几声尖叫，然后是瓷器碎裂的声音，“哗啦”一下，再然后就安静了。邻居以为是两口子吵架，骂了几句，翻了个身，继续睡了。

第二天一早，赵秀英的弟弟赵国强来送鸡蛋。他敲了半天门没人应，趴在门缝里往里看，什么也看不见。他翻墙进去，落在院子里的石榴树下。院子里安安静静的，晾衣绳上搭着一件没来得及收的小孩衣裳，在风里轻轻晃。他推开门，客厅里的灯还亮着。他只往里看了一眼，就吐了。然后他爬着出来，指甲在门框上抠出几道白印子，裤子湿了一大片，嘴里只剩一句话：“死了……全死了……”

警察赶到时，连见多识广的老刑警都白了脸。客厅的地砖上、沙发上、墙上，全是暗红色的血，有些已经干了，发黑，像泼上去的墨汁。四个孩子倒在各自的卧室里。大儿子趴在床沿，手垂在地上，指甲缝里塞着床单的线头，像是在最后一刻还攥着什么。二女儿仰面躺在床上，眼睛半睁着，嘴唇发紫，枕头被血浸透了。三儿子蜷在墙角，双手抱着膝盖，像是把自己缩成了一个小小的球。最小的女儿趴在床底下，半个身子露在外面，头发散了一地。赵秀英倒在厨房门口，脸朝下，手朝着客厅的方向伸着，像是想爬向孩子们。身上中了二十多刀，白底蓝花的衬衫被血染成了暗红色。

林国栋吊在主卧的门框上。他换了一身干净的白衬衫，领口的扣子系得整整齐齐。脚下翻倒着一瓶没喝完的白酒和一个空的农药瓶，农药瓶的标签已经模糊了，里面残留着几滴刺鼻的液体。他的脸青紫青紫的，嘴唇外翻，舌头伸出来一截。脖子上的勒痕深深嵌进皮肉里，凹陷处泛着暗红色的光泽。法医在他胃里检出了剧毒成分——他是喝了农药再上吊的，双重保险，不留活路。

案子很快结了。林国栋贪污受贿、养情人，被妻子抓住把柄，怕她告发，便起了杀心。杀妻灭子之后，自己也畏罪自杀。镇上的人唏嘘了一阵，渐渐地就不再提了。那栋房子被银行收回，用铁锁锁了，窗玻璃上落满了灰。石榴树没人浇水，慢慢枯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像一只干枯的手。

这一锁，就是十多年。

一九九五年，银行新招了一批大学生。其中有个叫周志强的年轻人，是从外县农村考出来的，瘦高个，戴着一副塑料框眼镜，说话有点结巴，一着急就更厉害。他业务能力突出，半年就转了正，算盘打得飞快，心算比计算器还快。领导看他有前途，又愁他租房难，便把那套空置多年的房子收拾了一下，粉刷了墙壁，换了新窗帘，添了几件简单的家具，分给他住。

周志强不知道那房子以前出过事。他欢天喜地地搬了进去，觉得窗户朝南，采光好，院子虽然荒了，但自己可以种点菜。他买了两把扫帚，把院子里的枯枝败叶扫得干干净净，又去集市上买了一棵小石榴树，栽在老石榴树原来的位置上。他觉得自己运气好，在镇上站稳了脚跟。第二年，他娶了媳妇，叫王丽华，也是外乡人，圆脸，说话温温柔柔的，在镇卫生院当护士。婚后一年，生了个大胖小子，七斤六两，哭声震天。又过两年，生了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四个孩子，两男两女，和当年林国栋家的孩子性别、出生顺序一模一样。

起初，谁也没往那方面想。可渐渐地，周志强变了。

他先是说话的口音变了。他本是外县人，讲一口带土味儿的普通话，“四”和“十”永远分不清。可不知从哪天起，他开始说地道的本地方言，连语气词、骂人的话都跟本地人一个调，连“四”和“十”都分得清清楚楚。同事打趣他：“志强，你这话说得比我还土了。”他嘿嘿一笑，说“待久了就习惯了”。大家没在意。

可他的走路姿势也变了。以前周志强走路有点弓腰，步子慢，像怕踩死蚂蚁。现在他挺着胸，下巴微微扬起，步子又大又快，手臂甩得老高，像带着风。老员工越看越眼熟——那是林国栋的走法。接着是他的笑声，从低沉的“呵呵”变成了敞亮的“哈哈哈”，嘴巴张得很大，露出里面发黄的牙。他说话的方式也变了，变得自信，不容置疑，连训斥下属时那微微眯起眼睛的神态，都和林国栋如出一辙。开会的时候，他翘着二郎腿，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那节奏，那力度，一模一样。

有人私下开玩笑：“周志强是不是被林国栋附身了？”笑声很干，像风从树缝里穿过，没人接茬。可说话的人自己也知道，那笑到了嘴角就僵住了，嘴角往下撇，比哭还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