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最后还是去了医生办公室。值班的是个四十来岁的女医生，姓陈，短发，戴着一副无框眼镜，正在电脑前敲病历。我爸吞吞吐吐地把“老爷子托梦说床位底下有瘫死鬼”的事说了，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怕什么人听见。陈医生的手指在键盘上停了。她的瞳孔猛地缩了一下，睫毛在镜片后面颤了颤。然后她慢慢转过头来，看着我爸，嘴唇抿成一条线，脸上的血色一点一点褪了下去。那不是“你疯了吧”的表情，是“你怎么知道”的表情。

姑姑眼尖，立即接过话头。她东拉西扯了几句，从天气说到食堂的菜太咸，又从菜太咸说到住院部的电梯总是坏，绕了一大圈，慢慢把话题引到了那张床位上。她的语气很轻，像在聊家常，可每一个字都裹着棉花里的针。

陈医生撑着额头沉默了很久。日光灯管在她头顶发出细微的嗡嗡声，那声音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响。她的手在微微发抖，我爸看见了，姑姑也看见了。最后她抬起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你们母亲住的那个床位……之前确实住过一个病人。”她顿了顿，喉结上下滚了一下，“五十多岁，瘫了三年多，吃喝拉撒都在床上，肌肉萎缩得像一根枯柴。”她又停了，停了很久，久到我爸以为她不会再说下去了。然后她深吸了一口气，像是把什么东西从很深的地方提了上来，“两天前刚走。走的时候，那双腿还是僵的，蜷着，掰都掰不直。”

她的声音在最后一个字上碎了一下。

当天夜里，一家人跟医院闹翻了。我爸拍了桌子，姑姑红了眼眶，叔叔把手机里的通话记录翻出来，一条一条念给值班的主任听，念到第三条的时候，他的声音也在抖。凌晨一点，老太太被转到了B座病房，床换了，楼层也换了，连走廊的方向都换了。

换床的第二天傍晚，护士来查房。病房里的日光灯刚打开，光线还有点暗。护士掀开奶奶的被子做例行检查，手指按在她的小腿上，问她有没有感觉。奶奶皱了皱眉，说好像有一点。护士又按了一下，奶奶的脚趾头忽然动了一下——不是痉挛，是那种有意识的、缓慢的弯曲。护士愣住了，回头喊了一声“刘医生”。

第三天早上，奶奶自己扶着床栏坐了起来。她的手臂在抖，撑了三次才撑起来，可她坐起来了。她靠在床头上，大口大口地喘气，额头上有汗，嘴角却是翘着的。

第四天，她已经能下地走了两步。两步，只有两步，可那两步比金子还重。她站在床尾，两只手死死攥着床栏，膝盖在打颤，可她没有倒下去。主治医生来查房，看见奶奶在走廊里慢慢踱步，手里扶着助行器，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他的病历夹子悬在半空，半天没放下来。他的眼镜滑到了鼻尖上，他就那么透过镜片的上方看着她，像在看一个不该发生的奇迹。

奶奶出院那天，天灰蒙蒙的，云压得很低。我爸扶着她站在医院门口，风把她的头发吹起来，露出鬓角的白。我爸抬起头，看着灰蒙蒙的天，嘴里轻轻喊了一声“爸”。风把那个字吹散了，也不知道他听没听见。

后来每回家里有人住院，我爸都会提前去病房里看一眼那张床，问清楚上一个睡这张床的人是谁、得的什么病、走的时候干不干净。他从来不带水果，不带补品，只带一包烟，坐在床边抽完一根，然后站起来，把烟头掐灭在掌心，说一句“打扰了”。他的掌心有七八个烟疤，旧的已经结了白印子，新的还是红的。他说他不是迷信，是怕。怕那张床底下还压着什么东西，等着下一个躺上去的人。怕那东西趁着夜深人静，从床板缝里伸出一只手，攥住活人的脚踝，不让他们走。

奶奶至今不知道这件事。她只知道自己的腿忽然不能动了，又忽然好了。她说是老天爷保佑，说她在医院里做了一个梦，梦见了爷爷。爷爷穿着一身藏蓝色的中山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站在床尾，看着她。她问他怎么不说话，他只是笑。

我爸听了，笑了一下，没接话。那个笑里有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