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染来北京的头两年，日子过得很紧。她在三环上班，房租却一路往城外退，最后退到了机场附近。合租的是一对情侣，大哥姓周，大嫂姓林，人都挺好，规矩，住了两个多月，相安无事。

那天晚上七点多，墨染一个人躺在卧室里刷手机。北方春天的傍晚还带着凉意，她把一床薄被搭在腿上，门半敞着，客厅里电视机的声音不大不小，正好能听见。忽然，外头传来一阵敲门声。

不是普通的敲门声。那声音又重又急，像有人攥着拳头在砸门板，每一下都带着一股说不上来的怒气，“咣咣咣”，门框都在颤。墨染皱了下眉，心想谁这么没礼貌。她没动，因为周哥就在客厅，自然会去开。她听见周哥的拖鞋“啪嗒啪嗒”踩过地板，门开了。可没有对话声，没有人进来，门又关上了。

墨染觉得奇怪，喊了一声：“周哥，谁敲门啊？”

周哥的声音从客厅传来，带着点迟疑：“你也听见了？我还以为我听错了。”

墨染心里“咯噔”一下，起身走到客厅。周哥站在门口，手还搭在门把手上。他说他打开门，楼道里空空荡荡，连个影子都没有。走廊尽头的声控灯还亮着，昏黄的光照着空无一人的走廊，像一张张开的嘴。他探出身子往左右看了看，左边是消防栓，右边是安全通道，都没有人。“可能是楼上敲的吧，”他说，“传音。”可他自己说这话的时候，眼神是飘的，不像是真信。

墨染没说什么，回了屋。她躺回床上，闭着眼酝酿睡意，可脑子里那几声砸门始终挥不去。那声音不像敲错了门，也不像恶作剧，它太急了，太凶了，像是有什么东西非进来不可。后来她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从那天晚上开始，墨染做起了一个奇怪的梦。

梦里她总是站在一个人的身后。那人穿着机长制服，藏蓝色的，肩章上绣着四道金杠，笔挺挺的。她像是挂在他背上的一个影子，没有重量，没有声音，就那么飘着。她跟着他走进驾驶舱，看见他坐上左边的座位，戴上耳机，手指拨动头顶密密麻麻的开关。仪表盘上亮着绿色的光，雷达屏幕上有个小点在缓慢移动，窗外的云层像棉花一样铺在脚下。她甚至能感受到飞机起飞时那种微微的后仰，引擎的轰鸣声低沉又浑厚，从地板传上来，震得她脚底发麻。太真实了。她从来没进过民航客机的驾驶舱，可梦里的每一个细节都清晰得像刻在脑子里——头顶的氧气面罩，左手边的油门杆，挡风玻璃上细细的加热丝。

这个梦反反复复出现了许多次。有时候一连几天都是同样的画面，同样的背影，同样沉默的驾驶舱。她甚至习惯了，闭眼前甚至会想，今晚是不是又要跟着那个机长飞一趟了。她从来没想过这梦会变成别的什么。

直到那天夜里。

那是四月里的一天，北京已经开始热了，屋里闷得很，墨染开着窗睡的。窗帘被风轻轻吹着，把窗外霓虹灯的光筛成一片一片的红蓝，在天花板上慢慢移动。

十点多，她关了灯，躺在床上。意识正在迷离，半梦半醒之间，她模模糊糊地睁开眼，往门的方向看了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