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敲门,是砸,用拳头砸,用巴掌拍,整扇铁门都在震,门框上的灰簌簌地往下掉。门外传来一个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和我在耳机里听到的一模一样,一字不差。她喊着那个名字,喊着喊着,忽然又开始喊我的名字。她喊着我的名字,喊着“你出来”,喊着“你为什么不帮我”。她的声音在深夜的楼道里来回撞,像一整个合唱团在哭,又像只有一个人在哭,只是哭出了很多人的声音。
我蜷缩在被子里,把被子拉到头顶,用枕头压住耳朵。被子像一堵薄墙,挡不住任何声音。那个女人一直在哭,一直在喊,声音一会儿近一会儿远,有时像是贴在门上,隔着门板我能感觉到她的呼吸,有时像是退到了楼道拐角,只剩一个模糊的回声。她的哭声里开始夹杂着别的东西——指甲挠铁门的声音,一下一下的,又细又尖,像猫在挠玻璃。还有脚步声,拖鞋踩在楼道里的“哒哒”声,从这头走到那头,又从那头走回这头,来来回回,像是迷了路。
我不知道她哭了多久。可能是一个小时,也可能是三个小时。我只记得我浑身都在出汗,睡衣湿透了,贴在身上冰凉冰凉的,可我不敢掀开被子。我的手指掐着自己的胳膊,掐出一道一道的红印,想用疼痛来驱散恐惧。可恐惧比疼痛更深,它从骨头缝里往外渗,怎么也止不住。我不敢动,不敢掀开被子,甚至连呼吸都不敢太大声。我害怕她听见我,害怕她进来。我听着自己的心跳,“咚、咚、咚”,一下一下的,和她的哭声混在一起,像两个人在吵架。
天快亮的时候,哭声终于停了。大概是凌晨四点半。雨又下了一阵,细细的,打在窗户上,像有人在哭。
我在被子里又缩了一会儿,确认外面没有任何声音了,才慢慢把被子掀开一条缝。窗外的天是灰蓝色的,光线很薄,透过窗户照进屋里,把一切照得惨白。我看向大门的方向,门是关着的,插销插得好好的,铁门上的猫眼透出一点光。门缝底下塞着一张纸,黄色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塞进来的。
我没有去捡。
四、红布包
那天中午,奶奶来叫我起床。我睡到了下午一点多,醒来的时候浑身酸疼,像被人打了一顿。奶奶摸了一下我的额头,不烫,可她的脸色变了。她说:“你这孩子,脸色怎么这样?”她去拿了镜子来,我一看——镜子里那张脸白得像纸,嘴唇发青,两个眼眶底下是深黑色的黑眼圈,眼睛里全是血丝,眼球像是往外鼓的。我自己看着都觉得不像活人,像是谁把别人的脸安在了我的脖子上。
奶奶不再问我,她把饭端到我床边,看着我吃了几口。我咽不下去,米饭在嘴里嚼了又嚼,就是咽不下去,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胃也像被人攥着,吃一口就想吐。奶奶没说话,收了碗,去厨房熬了一碗姜汤,搁在床头柜上。
那天晚上,奶奶让我搬到了她房间,她睡大床,我在旁边打地铺。我没告诉她发生了什么,可她什么都不问,只是每天晚上睡前在我枕头底下压一把剪刀,在门框上挂了桃枝。剪刀是那种老式的大铁剪,刃口磨得发亮,压在枕头底下硌得我脖子疼。桃枝是从后山折的,拇指粗,上面还带着几片叶子,奶奶用红绳系在门框上,垂下来的那头用火烧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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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过了一个多月,我还是不见好。吃不下,睡不着,整个人瘦了一圈,眼窝凹进去,颧骨凸出来,锁骨底下能看见血管。奶奶每天晚上坐在我旁边,拍着我的背,哼着老家的童谣,像是在哄婴儿。她哼的那首歌我从小听到大,可那天晚上听来,调子好像变了,慢了,慢了不止一半。
一个星期六的早上,奶奶拉着我出了门,坐了很久的公交车,到了城郊一户人家。那栋房子在一条窄巷子的尽头,灰墙黑瓦,门口种着一棵歪脖子槐树,树干上缠着红布条。老爷爷穿着一件灰布道袍,头发花白,盘在头顶上插着一根簪子,家里供着神像,桌上摆着香炉和符纸,空气里全是檀香味,浓得发苦。
他摸了摸我的脉,翻了我的眼皮,又问了几个问题。然后他让奶奶跟我到客厅等,他跟奶奶在里屋说了很久的话。我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只能听见里屋的木门关得紧紧的,偶尔传来几声咳嗽和茶碗碰撞的声音。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幅画,画的是一个白胡子老人骑着一只仙鹤,仙鹤的眼睛是红的,红得像血,无论我走到哪个角度,那双眼睛都盯着我。
回家以后,奶奶在我脖子上挂了一个红布包,里面裹着什么我没打开过,摸上去硬硬的,像是什么骨头或者金属。家里墙上贴了好几张黄纸符,门框上、窗户上都有,厨房的灶台旁边也贴了一张,上面用朱砂画着我看不懂的图案,像字又像画,笔画扭曲得像扭动的虫子。奶奶每天早晚在香炉里插三根香,烟雾缭绕的,熏得我眼睛疼,连饭桌上都是檀香味。
可从那以后,我真的慢慢好了。能吃饭了,能睡觉了,脸上的颜色也回来了。那个女人再也没有来过。枕头底下的剪刀被奶奶收走了,门框上的桃枝干透了,掉在地上,被奶奶扫走了。只剩下脖子上的红布包,我一直戴着,洗澡的时候都不摘。
过了好几年,我都快高中毕业了,有一回跟奶奶聊天,无意中又提起了这件事。奶奶正在择菜,手里的韭菜顿了一下,绿色的汁水从她指缝里滴下来。她放下韭菜,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说:“这事不怪你,是你大伯惹出来的。”
“大伯?”
“你大伯家前两年盖了新房子,那房子的地基盖的不是地方,占了不该占的地儿。可那冤魂不往你大伯身上找,不往别人身上找,偏偏找上了你。”奶奶叹了口气,那口气拖得很长,像从很深的地方翻上来的。“你从小到大,这种事遇得还少吗?你太软了,太好欺负了,连那些东西都知道挑软柿子捏。”
我没有说话。奶奶把那把韭菜放进盆里,又拿起一把。
“当初我花了多少钱呐,”她说,声音低了下去,“那道人做了好大的法事,又超度又换阴宅,折腾了好几个月,才算把这事平了。不然你以为就你脖子上那个小红包,就能把你那病治好?”
我低下头,摸了摸脖子上已经褪了色的红布包。它还在,布面磨出了毛边,可我一直没有打开看过。我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是什么,也许是一道符,也许是一块骨头,也许什么都没有。
奶奶后来再也没有提过那天晚上的事。我们娘儿俩像约好了一样,把那件事锁在了那个狂风大作的雨夜里。可有时候半夜醒来,我还会想起那个哭声。它从耳机里来,从大门外来,从奶奶的嘴里来。它无处不在,可只有我能听见。
我知道她不是来找大伯的,也不是来找奶奶的。她来找我,因为她知道,我会听见。我会害怕,会发抖,会缩在被子里不敢动。她挑了个最好欺负的人,就像奶奶说的。
可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她到底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也许什么都不想要,只是想哭。只是想让一个人,听见她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