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两级台阶下面，心脏像被人一把攥住了。我认出了那件灰色卫衣，认出了那张没有血色的脸。他躺在那里，呼吸均匀，胸口微微起伏，像只是在午睡。可在楼梯上？在人来人往的楼梯正中间？

我没有跟他说话，也没有停下来。我从他旁边绕了过去，贴着墙根，肩膀擦着墙皮，一步、两步、三步，像走过一具躺在路中间的尸体。我上了四楼，回到宿舍，把门关上，后背靠在门板上，深吸了好几口气。

我跟老周聊起这个人，把他的长相、穿着、走路的姿势，还有他蹲在隔间墙上、站在栏杆上、躺在楼梯上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老周听着，笑着骂了几句，说我是不是撞邪了。然后他忽然问了一句：“他到底住哪个房间？”

我说：“走廊最里面，尽头那间。”

老周的笑容顿了一下。他放下手里的杯子，看着我，那眼神变了，不再是玩笑，像在确认什么。“不对吧，”他说，声音低了几分，“咱这层楼只到四二八，四二八再过去就是封死的。那几间房十年前就没用了，门上还有封条，怎么可能住人？”

我没接话。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一宿没合眼，盯着上铺的床板，老周翻身的动静、阿杜的梦话、小飞磨牙的声音，全听得一清二楚。脑子里反复转着老周那句话——封死的。封死了十年。

第二天，我走到走廊的另一头。我以前很少走那么远，总觉着那边没什么可去的，四二八就是最后一间，再往前是墙。可那天我走过去了。走过四二六、四二八，走到走廊本该继续延伸的地方——一堵木墙堵在那里。白色的漆皮已经发黄起皮，用手指一敲，发出空洞的“咚咚”声，像敲在空箱子上。木墙的接缝处嵌着干裂的腻子，地面和墙脚之间落了一层灰，没有脚印，没有任何人靠近过的痕迹。墙角有一张发黄的封条，印着红章，字迹模糊得几乎看不清了。

我站在那堵木墙前，把手掌贴上去，木头冰凉，像摸到了一块冰。我闭上眼睛，回忆一个月前的那个画面——他端着脸盆，走过防火门，走过四二六、四二八，走到走廊的尽头，拧开门把手，进去了。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他进去了。可那扇门现在是一堵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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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敲了三下，没人应。走廊里只有日光灯管的嗡嗡声，和远处的房间里传来的隐隐约约的音乐声。

后来我跟隔壁宿舍的人聊天，无意中提起了那堵墙。那哥们儿姓孙，在这栋楼住了三年，是“老人”了。他听我说完，靠在椅背上，翘着腿，用一种“你新来的吧”的语气说：“那墙早就封上了，我大一进来的时候就在那儿。听学长说，里面那几间房以前也住过人，后来出过事，死了人，学校就封了。封了至少十年了。”他喝了口水，看了我一眼，忽然笑了一下，那笑容里带着一种说不清的意味，“你该不会看见什么了吧？”

我没有回答。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个男孩。我试过在走廊里等，在楼梯间等，在水房等，去每一间宿舍打听，问遍了整层楼的人。四人间、三人间、两人间，三十几间宿舍，一百多号人。没有一个人见过他，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他甚至不在任何一个宿舍的花名册上。

我后来搬出了宿舍，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小房子。房子在老居民楼的六楼，没有电梯，楼道里的灯也坏了大半，和宿舍的走廊差不多暗。可奇怪的是，我一次也没有害怕过。也许是因为，我已经习惯和“看不见的东西”住在同一层楼了。

研究生三年，我每次回宿舍取东西，路过走廊尽头那堵木墙的时候，都会停下来看一眼。木墙上什么也没有。墙皮一年比一年黄，封条一年比一年脆，墙角的灰一年比一年厚。可我知道，在那堵墙后面，在那些被封死了十年的房间里，有一个人，穿着灰色睡衣，戴着兜帽，蹲在隔间墙上，站在四楼栏杆上，躺在楼梯间里。他对我笑，跟我点头，推开一扇不该存在的门，走进去，再也没有出来。

我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确定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看见了他。但有一件事我越来越确信——他的那间宿舍，不在四二八。它在四二八的后面。在木墙的后面。在封条和传说之间，在没有灯也没有人的地方。他一直在那里，只是不再对我笑了。

每一年新生入学，大概都会有人在走廊尽头停下脚步，看着那堵突兀的木墙，问身边的室友：“这墙后面是什么？”老生会告诉他们，那是被封了十几年的老宿舍，别过去。新生“哦”一声，点点头，走了。可也许有一天，会有一个像我一样好奇心重的人，在某个深秋的下午，碰见一个穿灰色卫衣的男孩。他会对你点头，对你微笑，告诉你他住在“最后那间”。

别信。别跟着他走。走廊的尽头，没有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