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过几天，我在走廊里碰见他从水房出来，手里端着脸盆，盆里放着一块叠得方方正正的毛巾和一支挤瘪了的牙膏。我跟在他后面，保持五六步的距离。走廊很长，日光灯管在我的头顶发出细微的嗡嗡声。他走得不快不慢，脚步轻得像猫，踩在水磨石地面上，一点声响都没有。他走过四零七、四零九、四一一，走过走廊中间那道防火门，一直走到走廊最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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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廊尽头有一扇门，暗红色的漆皮，没有门牌号，把手是旧的铜色，磨得发亮。他把盆换到左手，右手拧开门把手，推门进去了。门关上的时候，门框上方的门牌位置是一片空白，连曾经贴过编号的痕迹都没有。

我站在远处，把那扇门的位置记得清清楚楚。那扇门，就在走廊尽头，防火门再过去三十步的地方。

第二件怪事发生在那之后不久。

那天下午我肚子疼，跑去厕所。男厕所的灯管坏了，只剩一盏日光灯在尽头的角落里苟延残喘，发出忽明忽暗的白光，把整个厕所照得像一个巨大的暗房。我推开隔间的门，刚要进去，一抬头，看见对面隔间上方的矮墙上蹲着一个人。

那块矮墙只有二十多厘米宽，是隔间之间的隔断延伸上去的，离地将近两米高，平时从来没有人踩上去过。他就蹲在那里，两只手抱着膝盖，下巴搁在膝盖上，像一只蹲在枝头的鸟。

又是他。

我皱着眉进去蹲下，一边解决一边抬头看他，越看越生气。厕所里的气味不好闻，潮湿的、发酵的、混合着洁厕灵刺鼻的化学味。他蹲在那个又窄又脏的矮墙上，灰色卫衣的衣角垂下来，像一块褪了色的抹布。我忍不住说：“哥们儿，你上次站栏杆，这次蹲墙上，你到底在干嘛？你这一下把我吓得差点使不上劲儿。”

他没笑，低下头瞥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没有恶意，也没有友好，像看一块砖、一根水管，一个无关紧要的物件。然后他把头转回去了，继续面朝墙壁，一动不动。

我上完厕所洗了手，临走时又看了他一眼。他还蹲在那里，像一尊被人放错位置的雕塑。

回到宿舍，我跟室友老周借东西，顺嘴提了一句：“你去厕所小心点，上次我跟你说那个神经病又来了，蹲在隔间墙上。”

老周拿着纸就出去了。不到一分钟他就回来了，脸色正常，手里还攥着那卷卫生纸。

我问他：“看见那人了吗？”

老周把纸递给我，莫名其妙地看了我一眼：“没人啊，厕所里一个人都没有。你是不是看花眼了？”

我的手指顿了一下。我接过纸，没再说话。厕所总共就六个隔间，从门口一眼能望到底，蹲一个人不可能看不见。可他走了不到一分钟，那个人又不是壁虎，能翻窗跑？我坐在椅子上，脑子里乱成一团。

又过了十多天，那天晚上我从食堂回来，一个人上楼。楼梯间的灯管只剩最后一盏还亮着，昏黄的光从头顶照下来，把台阶的棱角切得又硬又黑。走到三楼半拐角的时候，楼梯上躺着一个人。

他直直地躺在台阶上，两只手交叠在腹部，十指交叉，闭着眼睛，像一具被摆放整齐的遗体。他穿着那身灰色卫衣，卫衣的帽子压在身下，脸朝上，嘴唇微微张开。楼梯间的气流从下往上涌，吹得他额前的头发轻轻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