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下午，隔壁床的病人跟一个护士聊天。那护士好像是她的亲戚，两个人扯着扯着就说到了昨晚的事。我躺在病床上装睡，耳朵竖得直直的。护士四下看了一眼，见我是个小孩，压低了声音说：“那女的骂的赵大夫，就是咱们医院楼上脑科的赵主任。这事不是头一回了，去年也有个病人半夜忽然发疯，躺在地上打滚，嘴里翻来覆去地骂赵主任。全院都知道，可谁敢说？赵主任后台硬着呢。”

她顿了一下，声音压得更低：“我跟你说了你别往外传。去年那个发疯的病人，后来被家属领回去了，听说回家以后一个礼拜都没好，半夜老说有人在她耳边说话。医院就当没这回事。”

我的心开始扑通扑通跳。从那天起，我总觉得医院里还要出事。每天晚上都睡不踏实，走廊里一有动静就睁眼，盯着天花板，耳朵捕捉每一个细微的响声。

住院第十天，出大事了。

那天下午天阴沉沉的，像要下雨又下不来，闷得人胸口发慌。妈带我到医院后花园背书。那花园不大，几棵老槐树，树冠遮天，把阳光全挡在外头。风一吹，树叶哗啦哗啦响，像是在说什么。我们娘俩坐在靠墙的长椅上，妈念一句，我跟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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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住院部大楼的后门“咣当”一声被撞开了，那声音又重又急，像有人从屋里踹出来的。

一个穿白大褂的男医生冲了出来。五十来岁，头发花白，白大褂上全是血，左胳膊的袖子几乎被染成了暗红色，袖口往下滴着血珠子。他的鞋跑掉了一只，白袜子踩在水泥地上，沾了泥和落叶。他跑得踉踉跄跄，身子往左边歪，嘴里喊着“救命”，声音又尖又哑，不像一个成年男人的声音。

他身后不到三秒钟，一个女人追了出来。她瘦得像一根竹竿，二十多岁，头发散着，又长又乱，在风里一飘一飘的，像一面破旗子。脸上全是泪，眼睛瞪得溜圆，眼珠子通红，瞳孔缩成了针尖。她赤着脚，脚底板拍在水泥地上，“啪嗒啪嗒”的，每一步都像是用尽了全身力气。手里攥着一把亮闪闪的手术刀，刀刃极窄，灯一晃就闪一下，像一根银针。

她一边追一边喊，声音又尖又厉，像是从嗓子最深处硬挤出来的：“赵经国！你别跑！你还我命！你还我女儿！”

我和妈吓得从椅子上弹起来，手里的课本掉在地上，被风翻了好几页。妈一把拽住我，躲到一丛冬青后面，蹲下去，大气不敢出。冬青的叶子扎在我脸上，痒痒的，我不敢挠。

那个男人绕着花园跑。女人在后面追，一刀一刀地往他身上划。不是捅，是划，每一刀都带着风声，刀刃划开白大褂的声音像撕布。白大褂上的口子越来越多，肩膀上一道，背上一道，胳膊上一道，血从口子里渗出来，把白色的布料染成一块一块的红。他跑的路线歪歪扭扭，像喝醉了酒，好几次差点摔倒，扶着树干又爬起来继续跑。那个女人跟他保持着一两米的距离，不紧不慢地追，像猫戏弄老鼠。她每划一刀，嘴里就喊一句：“这一刀是替小柔的！这一刀是替我的！你还我命！”那个男人的惨叫声在花园里来回撞，惊得树上的麻雀扑棱棱飞走。

我从冬青的缝隙里看见那个女人的脸。那张脸我到现在都忘不了——眼睛瞪得血红，眼珠子像要从眼眶里蹦出来，嘴角往下淌着唾沫，混着不知道是血还是什么东西的液体，下巴上湿了一片。脸上的肌肉拧在一起，扭曲得不像人脸，像是有什么东西从里面往外撑，要把那张皮撑破。她的嘴咧着，牙齿咬得咯咯响，每划一刀，喉咙里就发出一声低吼，像野兽。

他们从东边跑到西边，又从西边跑回来。那个男人跑过我们藏身的冬青丛时，我闻到了一股浓烈的血腥味，热烘烘的，混着他身上的汗味和药味。他的眼神已经散了，瞳孔里什么都没有，像两个空洞。

不知绕了多少圈，后门那边没人了。我妈反应快，拽着我就朝门口跑。我们刚钻进楼道，身后就传来保安的喊叫声：“在那儿！快！快！”七八个人拿着胶皮棍和盾牌冲过去，费了好大的劲才把那女人按在地上。她趴在地上还在挣扎，头扭来扭去，嘴啃了一嘴泥，眼睛死死盯着那个满身是血的男人，直到被反剪双手铐住。

赵医生被扶着从我身边走过。他的脸白得像纸，嘴唇发青，浑身在抖，白大褂上的血一滴一滴地落在地上，在走廊的白瓷砖上画出一条断断续续的红线，从花园门口一直延伸到电梯口。他的眼神空洞，嘴唇在动，不知道在说什么，可能连他自己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