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对门的李大妈说她半夜听见院子里有小孩笑，咯咯咯的，笑得人头皮发麻。第三天，后院的赵桂兰说看见一个小影子在窗户底下跑来跑去，那影子没有头，就是一个圆圆的黑团，在地上滚。第四天，有人发现那孩子站在了自家窗台上，离玻璃不到一尺，歪着头往里看。她的脸贴在玻璃上，鼻尖压得扁扁的，呼出的气在玻璃上凝成一小片白雾。屋里的人吓得从床上滚下来，连夜把红纸贴满了窗户。

院子里炸了锅。可那年代谁敢说“闹鬼”？那是封建迷信，那是牛鬼蛇神，说了就完蛋。大家只能忍着，晚上早早关门，拉上窗帘，灯都不敢开太亮。院墙上挂了红布，窗户上贴了红纸，说是“破四旧”，其实是为了壮胆。我爹那几天脸色一直不好，吃饭也不说话，筷子夹菜的时候手微微发颤。我问他怎么了，他看了我一眼，又看看院子里那盆龟背竹，说：“那花，是不是不该往家搬？”

我没吭声。心里已经有点发虚了。那盆龟背竹还是那么绿，绿得不正常，绿得发黑，像从墨汁里捞出来的。叶子比搬来的时候又大了，大得像要把整个院子遮住。晚上起风的时候，那些叶子哗啦哗啦地响，像有人在说话。

又过了两天，我实在坐不住了。那天月亮很亮，亮得院墙上的影子都清清楚楚。我等家里人都睡熟了，拿了把花铲，摸到那盆花跟前。花盆很大，土也深，我把袖子卷到胳膊肘，一铲一铲地往下挖。土是湿的，黏糊糊的，挖出来的泥有一股腐烂的甜味，像糖放坏了。铲了没多深，铲子碰到了软乎乎的东西。不是石头，不是树根，是布。已经烂得不成样子的布，湿漉漉的，黏在铲子上，扯都扯不下来。我伸手进去一摸，指尖碰到的东西又凉又滑，像冻过的肉。我咬着牙继续往下挖，月亮照进坑里，照出了一个小小的骷髅。巴掌大的头骨，眼眶黑洞洞的，对着我，像是在看。牙齿还在，细细小小的，整整齐齐，像一排还没长全的乳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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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手开始抖，抖得花铲都握不住。土里还有一个发卡，生了锈的铜发卡，锈得发绿，可还能看出上面的花纹——一朵小小的梅花。还有一只小皮鞋，鞋面上糊满了泥，鞋带还系着，鞋底磨得光光的。那个小女孩，两三岁大，一直就埋在这盆花底下。不知道埋了多少年，衣服烂了，肉烂了，骨头还在。她从来不是站在窗台上、蹲在墙根底下，她就躺在这盆土里，在这棵龟背竹的根下面。那些叶子吸着她的骨头长大，所以那么绿，那么壮，绿得像活了一样。

我蹲在那儿，浑身冰凉，手心全是汗。月亮照在那一堆湿土上，照在那个铜发卡上，发卡上的梅花纹映着冷光。风忽然停了，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的，砸在耳膜上。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她不是在这盆花底下，她就是这盆花。她一直都在，在堂屋里，在那户人家的堂屋里，站了多少年，等着有人把她搬出去。可搬出去的不是她，是她的骨头。我挖出来了。我看见她了。她蹲在墙根底下，站在窗台上，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她在找什么？她在找她的身体。

我找到了。

那天夜里，我没有犹豫。我把土重新填回去，把发卡和骨头重新埋好，用手把土面抹平，又浇了一盆水。水渗进土里的时候，发出“滋滋”的声音，像有人在底下喝水。然后我推醒了邻居孙国梁和赵德厚，三个人连夜把那盆花抬上三轮车，蹬回了那户人家。门锁着，院墙不高，我们翻墙进去。院子里荒了，草齐腰深，堂屋的门敞着，黑洞洞的，像一张张开的嘴。我们把花盆抬进堂屋，摆回了原来的位置，摆得端端正正，连朝向都跟原来一样。花盆落地的时候，发出一声闷响，像什么东西叹了一口气。

回来的路上，孙国梁蹬车，我和赵德厚坐在后面，谁也没说话。月光照着三轮车的铁皮，白花花的，像个棺材盖子。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户人家的院墙后面，那棵龟背竹的影子从墙头上露出来，又大又黑，像一只手，朝天上伸着。

从那以后，那盆花的事我再也没跟人提起过。院子里的怪事也慢慢消停了。一开始还有人偶尔说听见小孩跑，后来说的人越来越少，再后来就没人说了。孙国梁搬走了，赵德厚后来也不提了。那盆花后来怎么样了，我不知道。那孩子后来去了哪儿，我也不知道。

我常常想起那个铜发卡，生了锈的、绿油油的铜发卡。扎在她细细的头发上，她一定很开心。可惜她死了，被埋在花盆里，在那棵龟背竹底下，不知道埋了多少年。那棵龟背竹长得那么好，叶子那么绿，每一片都比蒲扇还大。我有时候会想，那些叶子在风里哗啦哗啦响的时候，是不是她还在说话。只是我们听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