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姐小芸从院子里进来，看见我缩在沙发后头，奇怪地问：“你干嘛呢？怎么蹲那儿？”我拉住她的手，说不出话，只是使劲攥着，指甲掐进她手背里。她后来跟我说，我的手冰得像铁，抖得跟筛糠一样。

我没敢告诉她我看见了什么。直到在表亲家住了七八天，要走了，临走那天晚上，我才小声地跟她说了。表姐比我大两三岁，也还是个孩子，听完愣了半天，嘴张着，眼珠子一动不动。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着我们的脸，惨白惨白的。她结结巴巴地说：“是不是……是不是你姨妈想你了，回来看你？”我点点头。她也点点头。两个人在黑暗中坐了很久，谁也没再说话。院子外面偶尔传来一两声狗叫，又远又闷，像从地底下传上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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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慢慢长大，那种“听见”和“看见”的本事一直跟着我。有时候是半夜听见有人在屋里喘气，有时候是梦里梦见某个亲戚站在老房子门口冲我笑，有时候什么也听不见看不见，就是心里忽然“咯噔”一下，像被人从胸口拔掉了什么东西。每次这样，不出两天，电话准响。我学会了在电话响之前就做好准备。把声音放轻，把眼泪收好，把该说的话在心里默默说完。

那些人走了之后，再也没回来过。只有姨妈回来了一次，蹲在墙根底下，吃甘蔗。她吃得那么香，好像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甜的东西。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在告诉我，她到了那边，什么都好，还有甘蔗吃。我也不知道，她到底知不知道，我就蹲在窗户里头，隔着一层玻璃，离她不到两米。

花盆里的孩子

我叫刘建国，六九年那年十七岁。那场运动轰轰烈烈，我是红卫兵小队长，带着一帮人抄家、砸四旧，什么都敢干。金砖、金条、袁大头，什么没见过？名人字画一摞一摞往外搬，唐伯虎的、郑板桥的，捆起来跟捆柴火似的。那个年代的人不一样，没人私拿，全充公。

可有一户人家，我没拿金条，没拿字画，偏偏看上了一盆花。

那盆花摆在堂屋正中，老大的花盆，像个水缸，青灰色的缸壁上刻着缠枝莲纹，口沿处缺了一个口子。里面种着一棵龟背竹，叶子油绿油绿的，比蒲扇还大，叶面上裂开的口子像刀刻的一样。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好的花。我爹爱养花，我就惦记上了。走的时候跟带队的说了一声，也没人拦我，我就搬上了借来的三轮车，一路蹬回了东城的家，累得满身大汗。三轮车在路上颠，花盆里的土洒了一路，黑乎乎的，带着一股说不出的腥味。

花盆就摆在院子里。老邻居都来看新鲜，说我爹有福气，说我这孩子孝顺。我爹脸上挂笑，端着茶缸子蹲在花盆跟前看了半天，伸手摸了摸那油亮的叶子，说了句：“这东西，养得可真壮实。”那叶子在他手心里凉凉的，像摸着一块冰。

可第三天晚上，出事了。

邻居孙国梁半夜起来上厕所，端着尿盆往外走。月色底下，他看见西墙根蹲着一个小女孩。孙国梁后来说，那孩子也就两三岁大，穿着一身洋装，蓬蓬袖，小圆领，领口绣着一圈细碎的花边，像是老照片里的童装。头发梳着两个小揪揪，用红头绳扎着，规规矩矩的。她蹲在墙根底下，两只手抱着膝盖，一动不动，像一尊瓷娃娃。他以为是谁家孩子跑出来玩了，端着尿盆走过去，刚要问，那女孩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月光照在她脸上，白得像纸，嘴唇却是红的，红得发暗，像涂了一层干了的血。她嘴角微微往上翘了一下，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哭。然后“嗖”地一下跑了。不是跑的，是飘的。孙国梁说，那孩子脚下的速度，快得不像话，眨眼的工夫就到了院门口，再一眨眼就没了，只留下一串细微的“嗒嗒”声，像小脚丫踩在青砖上，越来越远，越来越轻。他端着尿盆站在院子里，愣了好一会儿，手心里的搪瓷盆冰得他手指头发麻。他低头看了一眼，尿盆里的水晃都不晃。那声音太轻了，轻得像风吹过纸片。

他没敢跟人说。可这种事瞒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