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音没落,张伟的身体猛地一软,像一袋水泥一样瘫在地上,脑袋歪向一边,嘴角的白沫还没干。过了几秒,他睁开眼,眼神浑浊,像刚从水里捞上来。他看见我妈正抓着他的胳膊,吓了一跳,一把甩开:“婶儿?你……你干啥?”
他的声音,变回了东北味。
我妈蹲在地上,捂着嘴,眼泪从指缝里淌出来,滴在水泥地上,一滴一滴,像断了线的珠子。她没出声,肩膀一耸一耸的,哭得像要把五脏六腑都呕出来。
第二天,我妈没去厂里。她把头蒙在被子里,哭了一整天。几个亲戚围在屋里劝她,说建民那孩子生前是做了亏心事,死了才不安生,他托梦托话让你去圆场,你得去。我妈不说话,只是哭,被子湿了一大片,印出一块一块的水渍。到了第三天,李强急了,说婶儿你要不去,建民在下边儿受的罪更大,你没听见他说铁链子勒脖子?我爸也开口了,声音低得像在求人:“去吧,给孩子还了愿。他活着的时候我没管好他,死了不能再让他遭罪了。”
我妈这才硬着头皮,叫上李强和我,去了我哥生前的工厂。
厂长是个五十来岁的胖子,戴着一副金丝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眯着,看人的时候像在打量什么。他听我妈磕磕巴巴说完,摘下眼镜擦了擦,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把眼镜放在桌上,拿起茶杯喝了一口水,水咽下去的声音很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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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婶,您说的事,我知道。”他的声音很低,像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建民这孩子……他生前确实举报过刘主任跟孙姐有不正当关系。我们调查过,刘主任跟孙姐是师徒,走得近了些,但没有证据。可建民他……他后来又找了孙姐的男人,添油加醋说了一遍。那男人是个暴脾气,回家把孙姐打了一顿,孩子当时已经三个月了,没保住……两口子闹离婚,闹得厂里人尽皆知。我们没办法,只好让刘主任停职检查。”
我妈的脸白得像纸。她的手搁在膝盖上,攥着自己的衣角,攥得手背上的青筋都暴起来了。
“大婶,您今天来说的这些话,要是真的,那刘主任是冤枉的。孙姐也是冤枉的。可那个孩子……回不来了。”
我妈站在厂长办公室里,浑身发抖。她没哭,眼睛干干的,像两口枯井,什么都流不出来了。
那件事后来厂里通报了,刘主任恢复了职务,孙姐跟男人离了婚,回老家去了。至于我哥,厂里再也没人提起他。他的工位很快就被人占了,工具箱被清空,连他贴在墙上的那张美女挂历都被撕了。
我们后来在老城里又住了几年,左邻右舍看我们的眼神总是不太对。有人背后嘀嘀咕咕,说刘家那小子活着的时候专做缺德事,死了还要折腾家里人。有人说,他死在正月初五,那是被小人给剁了。也有人说,他的魂儿到现在还在老城里那片老房子里转悠,找替身。
我后来嫁了人,搬出了老城里。可每年正月初五,听见别人家剁肉馅的声音,“当当当”的,一下一下,我都会想起我哥坐在床边直挺挺的样子,想起张伟被附身时那张白得发青的脸,想起我妈站在厂长办公室里失魂落魄的背影。
那声音,像在剁什么。不止是肉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