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受邀回故乡看一出社戏。
请柬是早已过世的三叔公亲手送来的，还带着坟头的土腥味。
戏台搭在早已荒废的晒谷场上，台下坐满了人，却都穿着三十年前的旧衣裳，脸上没有五官。
台上的花旦唱着古老的曲目，声音凄厉，唱词却是我的一生。
我想逃，却发现双脚陷进了地里，像生了根。
一个没有脸的老者缓缓转过头，“走什么？这出《替身》，还没唱到你被换掉的那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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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封请柬出现的时候，窗外的雨正下得黏稠。不是夏日那种爽利的暴雨，是早春里牛毛细雨，混着化不开的雾，把远处工厂模糊的轮廓都洇成了灰蒙蒙的水墨。空气里有股铁锈和潮湿水泥板的味道，这味道我在这个廉价的出租屋里闻了三年，几乎以为自己也要跟着生锈、腐烂在这里了。
它就躺在门缝底下，暗黄色的粗糙纸张，对折着，边缘被门底蹭得有些毛糙，沾着几点湿漉漉的泥印子，颜色发深，像是刚从什么阴湿的地方取出来。没有信封，没有邮票，更别提什么快递标识。我疑心是哪个邻居乱塞的广告，皱着眉用脚尖拨弄了一下。
纸很脆，带着一种奇异的韧性。展开来，一股浓烈的、混合着腐殖土和某种陈年霉菌的味道直冲鼻腔，呛得我偏过头去。纸上用毛笔写着几行字，墨色乌黑，笔画却有些颤抖，像是写字的人极力想控制，却终是力不从心，透着一股子行将就木的僵直。
“七月初七，戌时三刻，村中社戏，恭迎返乡一观。 —— 三叔公 具”
字迹我认得。虽然过去了许多年，但那特有的、每个横折末尾都微微下撇的写法，我忘不了。是我老家的三叔公。可三叔公……在我离开家乡、来城里讨生活的头一年冬天，就过世了。是我爹在电话里告诉我的，说老人家睡梦里走的，没受什么罪，丧事办得还算体面。当时我正因为流水线上的一个失误被领班骂得狗血淋头，没能回去，只让我爹替我烧了些纸钱。
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像是坠了块浸透冰水的石头。七月初七？不就是三天后？戌时三刻，天该黑透了。村中社戏？我们那个窝在山坳里、年轻人都快跑光了的破村子，早八百年就不唱社戏了。晒谷场都荒了，长满了能没过人膝的野草。
谁开的这种晦气玩笑？捏着请柬的手指传来一阵冰凉的湿意，我低头，才发现那几点泥印子沾到了手上，颜色暗红，捻开来，有一股更浓郁的、像是铁锈混合了枯萎根茎的土腥气。坟头上的土，是不是就这个味道？这个念头毫无征兆地蹦出来，激得我浑身一哆嗦。
接下来的两天，这封请柬像个幽灵，在我逼仄的房间里阴魂不散。我把它扔进垃圾桶，第二天清晨，它又湿漉漉地躺回门缝下；我撕碎了冲进马桶，下班回来，碎片却拼合如初，甚至那颤抖的字迹都一丝不差地重现，只是纸张更显陈旧，土腥味更重。它沉默地，固执地，一遍遍宣告那个荒谬的邀约。
一种被什么东西死死盯上的寒意，顺着脊椎慢慢爬上来。我查了日历，七月初七，农历，是鬼节。老家是有说法，这天晚上，阴气重，百鬼……可我随即甩甩头，试图驱散这些荒诞的联想。大概是太累了，精神恍惚。可心底深处，却有什么东西被触动了。三年没回去了。爹娘在电话里的声音越来越含糊，总说一切都好，让我别惦记。村子里最后一点模糊的记忆，像隔着一层厚厚的毛玻璃。
也许……该回去看看？就看看。看完那根本不可能存在的“社戏”，立刻就走。这念头一旦滋生，便迅速蔓延，混合着对那封诡异请柬的恐惧，以及对故乡某种难以言说的、沉滞的牵绊，竟形成一股强大的推力。
七月初七那天，我请了假，坐上最早一班通往县城的破烂中巴，又从县城转了一辆颠簸得能把人骨头架子抖散的私人小面包，在盘旋狭窄、一侧是悬崖的泥泞山路上颠簸了快四个小时，终于在日头西斜、天色将晚未晚时，看到了熟悉又陌生的村口。
村子静得可怕。
不是那种安宁的静谧，而是死寂。记忆中总有几个老人蹲在村口老槐树下抽烟闲聊的景象消失了，槐树还在，但叶子稀疏，枝干扭曲，像一双伸向灰暗天空的、干枯痉挛的手。家家户户门窗紧闭，不是农忙时节该有的样子。墙上刷着的标语褪色剥落，看不清字迹。路上看不到鸡鸭，也听不到狗叫。空气中弥漫着那股熟悉的、雨后山林的土腥气，但更深，更沉，还夹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像是香火燃尽后的灰烬味。
我的心一点点缩紧。按照记忆，朝着村子中央的晒谷场走去。越靠近，那股异样的感觉越强烈。没有光，没有人声，只有我自己的脚步声在空荡荡的村巷里回响，显得格外突兀、孤独。
然后，我听到了声音。
不是人语，是乐器。极其遥远、微弱，却又异常清晰地穿透沉滞的空气钻入耳朵。是胡琴，咿咿呀呀，拉着不成调的曲子，声音尖细凄哀，像是用指甲在刮挠什么薄脆的东西。中间夹杂着锣鼓点，但节奏拖沓、沉闷，每一下都像敲在蒙了厚布的铁皮上，“咚……嗡……”，震得人心口发麻。
小主，
转过最后一个巷角，晒谷场出现在眼前。
我僵住了，血液似乎瞬间冻结。
晒谷场中央，赫然搭着一座戏台。
不是临时凑合的那种，是正经的旧式戏台，木结构的框架，顶上铺着褪色发黑的瓦片，檐角甚至还有模糊的兽头装饰。台子两侧挂着两盏白纸灯笼，烛火在里头静静燃烧，光却是青白色的，照得台前一片区域一片惨淡，更衬得四周无边无际的黑暗浓稠如墨。
而台下，黑压压地，坐满了“人”。
他们坐在自带的长条板凳、小马扎上，挤挤挨挨，几乎占满了整个晒谷场。所有人，都穿着衣服。不是现代的服饰，是我记忆里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乡下最常见的样式：男人们大多是藏青或灰色的中山装，洗得发白，领口僵硬；女人们穿着碎花或素色的确良衬衫，下身是肥大的深色裤子。衣服看起来都很旧，有些还打着补丁，颜色黯淡，像是刚从箱底翻出来，蒙着一层岁月的灰尘。
最让我头皮炸裂的是他们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