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祖传的戏班有个规矩：午夜不唱《夜审潘洪》。

那出戏讲的是阴曹审案，每次唱完必有怪事。

爷爷临死前抓着我的手说：“那戏文里……判官的眼睛是活的。”

我接掌戏班后，不信邪，为了救场子，破了规矩。

当晚满座，喝彩如雷。

直到谢幕时，演判官的二叔没卸妆就冲到台下，抓住一个观众尖叫：

“你脖子上怎么没有红线？！”

所有观众，齐刷刷地扭断了脖子——

我叫何守一，守着这个摇摇欲坠的“何家班”，守着这座破败凋敝的老戏园子，也守着一条浸透了寒意的祖训。

“午夜不唱《夜审潘洪》。”

戏是包公戏里顶阴森的一折，讲的是包公下阴曹，夜审奸臣潘洪。词儿是老的，腔调是老的，连台上那股子挥之不去的、仿佛从地砖缝里渗出来的阴冷气儿，也是老的。爷爷说，这戏“煞气重”，早年是真有法师做过法才能动锣鼓。到了他那儿，规矩就简化成了一条——过了子时，绝不响这出戏的弦索。

为什么？小时候问过，爷爷那张被油彩浸透了纹路的脸上，会掠过一丝极淡的、我看不懂的东西，像惊惧，又像别的什么。他只摩挲着我的头，说：“囡囡，有些戏，唱活了，就不好收场了。” 再追问，他便闭口不言，眼神飘向戏园子最深处那片总也扫不干净的阴影，仿佛那里藏着答案。

后来他病重，躺在弥漫着草药和旧木头气息的屋里，神志已经不太清醒。我攥着他枯柴似的手，那手曾经能挽出最漂亮的枪花，此刻却只剩颤抖。回光返照时，他猛地睁大眼睛，瞳孔缩得极小，死死盯住我，指甲几乎掐进我肉里。

“那戏文里……”他喉咙里嗬嗬作响，每一个字都带着濒死的漏风感，“判官……判官的眼睛……是活的！”

说完，他喉咙里那口气就散了，眼睛却没闭上，直勾勾地瞪着房梁，好像那里正上演着一出我们看不见的《夜审潘洪》。

我接了戏班。不是想接，是没法子。父亲早逝，叔伯们散的散，走的走，只剩下一个二叔何庆，拉得一手好弦，也演得一手好花脸，是班里的顶梁柱，却也嗜酒如命，脾气古怪。戏园子早就破败了，撑着的门面掉了漆，座位瘸了腿，屋顶漏雨，墙角长着青苔。年轻人都往灯红酒绿里钻，谁还来听这咿咿呀呀的老戏？偶尔有些怀旧的老人来，坐不满前三排。

祖训？我信，也不全信。或许只是老人对某种危险模糊的敬畏，加上时日久远，渲染成了不可触碰的禁忌。这年头，活下去比守规矩要紧。戏班十几口人等着吃饭，园子再不修真要塌。我盘算着，唱几出热闹的武戏，搭点新潮的布景，或许还能拉回点人气。至于《夜审潘洪》，不唱就不唱吧，本来也不是常演的剧目。

转机来得突然，又透着邪性。半个月前，有个陌生的中年男人找到后台，穿着体面，说话却有点飘，眼神不怎么聚焦，总像是看着你，又像是看着你身后。他说要包场，点名就要《夜审潘洪》，而且必须是午夜场，子时开锣。

价码开得出奇的高，高到足以让我们修好屋顶，换上新的座椅，甚至给大伙儿置办两身新行头。二叔当时正灌着黄汤，一听钱数，眼睛就亮了，梗着脖子嚷：“唱！凭什么不唱？老规矩是死人定的，咱们活人还得吃饭！”

我犹豫。爷爷死前的眼神和那句话，像冰锥子一样扎在心底。可现实是另一把钝刀子，慢慢割着喉咙。看着二叔通红的眼，看着其他伙计们脸上混合着渴望与麻木的神情，看着这栋到处嘎吱作响、仿佛下一秒就要散架的老房子……

“行。”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干涩地响起，“但有几条——后台准备间多挂两面镜子，朝向舞台；开戏前，后台所有人，无论角儿乐师，都得用柚子叶水擦擦手脸；台上扮判官的那位……”我看向二叔，这出戏的判官向来是他，“二叔，你勾脸的时候，记得在眉心……用朱砂点一下。”

二叔嗤笑一声，嘟囔着“神神叨叨”，但也没反对。那包场的客人，听完我的要求，脸上掠过一丝极古怪的神色，像是笑，又像是别的什么，点点头，留下定金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