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他问了一个字。

王玲点点头。眼神平静无波。

李老倌没再说话，把纸仔细折好，揣进怀里。他看了一眼桌上的算盘，又看了一眼王玲，转身出去了。没有夸赞，没有疑问，仿佛这惊人的能力，本就该是李家媳妇份内之事。

那之后，算盘并没有被珍重地收起来。它被放在堂屋条案的一个角落，挨着针线笸箩和旱烟盒子。谁家需要算个工分、结个粮款，李老倌便大手一挥：让玲子给看看。语气随意得像指使人去舀瓢水。

王玲成了李家一个活算盘。随取随用，准确，安静，无需报酬。

她的绣花手艺，遭遇了类似的命运。

入冬前，婆婆翻出一块攒了多年的宝蓝色缎子，料子很好，但面积不大，只够做一件小孩棉袄的里襟。她把这料子和一幅复杂的“百子图”花样放在王玲面前。

开春你三姑奶奶家添孙子，要送份体面礼。婆婆说，这料子金贵，你手稳，照着这个花样，在里襟上绣一圈。别绣满了，沿边一寸宽就成。

王玲接过花样。那是用薄纸描下来的，线条繁复精细，上百个童子姿态各异，嬉戏玩闹。这是极费功夫的活计，尤其在窄窄的一寸宽幅里，要绣出神韵更是难上加难。

但她没拒绝。她知道，拒绝无用。

那些天，只要得空，她就坐在窗前光亮处，绣那幅百子图。绣花针在她手里细如发丝，宝蓝缎子光洁如镜。她绣得极慢，极细，每一个童子眉眼间的笑意，手中的器物，衣袂的飘动，都用不同色阶的丝线一点点呈现出来。丝线是她从娘家带来的最后一点珍藏，颜色温润而富有层次。

这过程对她而言，曾是创造，是慰藉。如今，却像一种沉默的刑罚。她绣的是别人的情面，是李家的体面，独独不是自己的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