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有更大的牵挂，没想到电话一打就通，仿佛对方知道我要交代后事。村妇嘴脸冥顽不化，我低三下四赔礼道歉，做孙子重孙子重重孙子。妈妈在姐姐家刚把腰养好，弟弟非要接回自己家。村妇在炕上躺着，妈妈做饭喂猪做家务。妈妈从后园往家里抱草下不来，爬进屋里。妈妈的腰累坏了，他再闹得天翻地覆，姐姐再把妈妈接回去。弟弟让我明天打电话和他岳父“唠唠嗑”，无非让我尴尬、出丑、赔礼道歉。他说找岳父和舅哥当说客，劝说媳妇收留婆婆。我越焦虑、尴尬、无奈，他越感到惬意。在他眼里，我还不如扔掉的一筐臭鱼烂虾。我刚要和他说点别的什么，他说：“小叔来了。”挂了电话，再不接电话。他和小叔为了后园场院边子好几年断绝来往，怎么半夜三更来串门？我要有所交代，给妹妹打电话。电话接通没说半句话，她借口“孩子老师来电话”，电话挂断。家人的绝情，让我战胜了对癌的恐惧，甚至以为，真走那一步是多么幸运。曲老爷子又叫了一夜“妈”，我躺在病床上一夜没合眼，明天手术，会增强麻醉效果。
我沉沉地睡过去，醒来后没等换上绿色病号服，护士已为给我挂好吊瓶。刘萤和女儿来了，护理员一边埋怨，一边穿过吊瓶为我换衣服，换了新床单新被套，看样子没打算我能活着回来。死刑犯行刑之前，也不过如此。护士推着轮椅进来，撤了挂了一半的吊瓶。我坐进轮椅，和同室病友们告别。刘萤、女儿和护士，把我推进电梯间。我和十几位手术患者，被推进宽大的走廊里，移到一张齐胸高的移动床上。护士长喊着序号，一群群穿绿衣服戴绿帽子的护士各就各位。
她们就像焚尸工，把我们并列排成一长串，等待进入“焚尸间”。我对应的手术室十八号，护士把我推进去，挪到手术台上。头顶一架如同锅状天线的无影灯，不怀好意般面向我。几个护士把我脱的精光，把我的手脚缚在手术台上。
我看见主任坐在旁边休息室里，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他手指头不住捻动，不知道是不是谈的太多形成习惯。记得小时候三爷来我家杀年猪，将猪捆在案子上动刀之前，也气定神闲地坐在板凳头上，不紧不慢地抽完一袋烟，在凳子腿上“邦邦”地磕烟袋锅。奶奶听见信号，出来给他两元钱。三爷起身，操起镢头“呼通”一声，狠狠砸在猪脑袋上，将猪打懵扯住栓嘴绳扣，一刀刺进喉咙……
此时此刻，我也成了一头被捆绑在案的年猪，一部“撕开胸膛给人看”的讽刺喜剧。当年我在沙岗后给克朗猪做手术的情景再现，只不过角色互换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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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们摆好手术刀剪子镊子止血钳等，在钳头上夹好纱布。女麻醉师进来，在电脑上登记，核实个人情况，以注射麻药代替镢头。她让我弓起身子侧躺，用粗粗的大针管子刺进我的脊椎。我疼的一跳，她急忙拔出针头，说太危险了！她完成注射，问我右脚麻不麻，我说麻。她问到哪儿我哪儿麻，在我嘴上罩了氧气罩。我全身麻木腾云驾雾，主任喝完茶进来。恍恍惚惚中，进入无比舒适惬意的境遇中。如果濒死状态是这种感觉，再好不过。
在这之前，刘萤悄悄送给女麻醉师一千元钱，她不收。刘萤以为她嫌少，又加了四百元钱。她说你不给钱，我也要严格履行职责。我的工资足够，收这个钱，晚上会做噩梦。刘萤非给她不可，她说我只得交公了。刘萤表示深深地感谢。
刘萤到洽谈室里签合同，护士让怎么签就怎么签。她和女儿进了休息室，等待广播呼叫。她也一夜未睡，做好最坏的准备。广播呼叫“董太锋家属到洽谈室”，她以为我死在了手术台上，连连说“完了完了”，瘫在座位上。关键时刻女儿挺身而出，和护士来到洽谈室。“主治”向她展示一只塑料袋，里面装着从我体内取出的肿瘤、清除的组织。他说：“我本来为你爸爸做微创手术，因为找不到肿瘤位置，只得临时决定，在肚皮上开了一刀，在左输尿管内做了支架。”
手术做完我逐渐苏醒，叹服麻醉师的麻药量如此精准。两个护士为我穿病号服，我发音不准，努力说谢谢。一个护士说：“你醒了吗？可叫你吓死了！” 指的是在手术过程中，主任临时决定由微创变成开腹。另一个护士问：“你现在最想说的话是什么？”我说：“我的妻子和女儿为我担惊受怕，我要尽快让她们知道，我已平安下了手术台。”护士说：“你是个好丈夫，首先想到妻子和女儿，还想说什么？”我说：“我要感天谢地，更要感谢你们这些医护人员，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她们很满意，把我推出手术室，妻子和女儿扑过来。刘萤叫了几声大哥，几个男人帮护士把我抬上移动床，推进电梯回到病房。老张等病友，七手八脚把我抬上病床。我处于半麻醉状态、吸痒、挂吊瓶，没感觉刀口疼痛。
我的肚脐到耻骨之间被切开、缝合，从此后躯体不再完美。从我的左侧腹腔微创口内，伸出一根连接引流袋的导管，接纳残留在腹腔内的血水。刀口缝合已不用弯针和羊肠线，护士用器械像钉书一样，“咔嗒咔嗒”完成弥合。从尿道口伸出一根长长的管子，用胶布在腰间固定，从裤腰伸出来，连接挂在右腿外侧的引流袋。为防止刀口粘连，“主治”在左输尿管内放置支架，不知道多长多粗多长什么形状。手术过程已经同步录像，刻录影碟。我已经没有尿感，膀胱内的尿液和着血水，随时随地流进引流袋，快要积满了，刘萤用盆子接了、放光。
我不能进食，胳膊上扎着吊针，靠输液维持生命。我嘴上罩着氧气罩，一动不能动。从决定住院的那一刻，我已做好思想准备。刘萤出去缴费，我对女儿交代：“爸爸只剩下两种可能，如果肿瘤良性，十天后康复出院。如果恶性，还剩下一年时间。”我怕吓着她，故意说得轻松。女儿平静地说：“我和妈妈为你祈祷，还有苍天保佑。从你的体能意志运气上看，不可能是。你的事业还没成功，天道酬勤还没兑现。”我说：“如果爸爸是癌症晚期呢？”她说：“严格按照医生的要求治疗，等待奇迹发生。实在不可抗拒，我和妈妈也要活下去，不可能随你而去。你虽然肉体不在了，精神肯定存在，我会和你寻觅爷爷一样，在人世间发现你。现在没出化验结果，说这话还早。世界上没了谁，地球照样转。”我以为女儿能哭得一塌糊涂，没想到如此坦然。只能说，龙王爷的女儿会凫水。
放映员王凤艳也说过，他母亲去世之前告诉他和哥哥姐姐：“妈一点都不糊涂，有个穿红衣服的人天天都来，刚要把我领出门，你们哭喊把它吓跑了。”爷爷去世之前也告诉我，一个穿灰布衫的“长脸子”，从门缝钻进里屋。大概没到弥留之际，谁都看不见。住院之后，穿各种衣服的“长脸子”们在病房里进进出出，推销灵丹妙药的盼望患者长命百岁，推销“丧葬一条龙”的恨不得患者马上咽气。他们极大干扰了医院的正常秩序，造成医患之间关系紧张。保卫部门一直对此类人群进行打击和清除，他们内外勾结受雇于人，神出鬼没如履平地。这些人为了一己私利视患者生命如儿戏，不断遭到抵制甚至挨揍，仍锲而不舍。
我的膀胱和胃肠剧烈痉挛，疼出一身身大汗。为了不给刘萤增加负担，我不哼一声，抓碎了床单仍面带笑容。陪护的家属们羡慕不已，说你怎么就不疼。
除了刘萤和女儿，我身边没有任何朋友和家人。不是人缘不好，我不想让任何人看见我此时的形象。女儿读研究生，正在备战毕业考试，在我的劝说下，回学校去了。刘萤一个人服侍我，困了，伏在床沿上打个盹。我自小害怕打针，现在，两只手臂遍布针眼。那一回换吊瓶，“蛇精”把针头刺进我的手臂，一边看着我，一边故意挑了几下才拔出来。我也蛇一样地笑了，说“没关系，随便”，伸出另一只胳膊。如果我把此刻的想法披露出来，一条眼镜蛇王也将被吓破蛇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