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爱德华继续说，“首先，我们不能直接说‘反对征税’，那会显得我们自私。我们应该通过我们在国会的代言人，提出‘建设性修改意见’——比如，指出70%的入籍税可能吓跑海外资本，不利于美国吸引人才和资金；94%的边际税率会抑制投资热情，反而减少长期税基。我们可以建议一个更合理、既能增加财政收入又不至于扼杀经济的税率，比如…50%或60%？”

他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与他年龄不符的精明：“其次，我们要让罗斯福先生明白，东西部财阀的联盟，是他在国内推行政策、在国外应对战争威胁不可或缺的基石。如果他执意要撕破脸，我们可以让国会陷入僵局，让他的法案通不过。同时，我们还可以放缓投资步伐，让就业数据变得难看。到时候，面临战争压力和国内经济停滞的双重困境，着急的是他，不是我们。”

爱德华最后总结道：“父亲，这是一场谈判。我们要展示我们的肌肉和底线，但不要首先亮出刀刃。给罗斯福先生一个台阶下，让他修改法案；同时，也为未来可能的三连任铺路——如果他成功连任，一个与我们关系缓和的罗斯福，总比一个被我们逼到墙角、怀恨在心的罗斯福要好对付。毕竟，就像您说的，资本家是杀不完的，但一个好的合作对象，却不容易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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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房里一片寂静。特纳和修斯震惊地看着这个年仅十三岁的少年，他的分析老辣、冷静，完全不像个孩子。特纳缓缓蹲下身，用力抱了抱儿子，脸上露出复杂的神情，有骄傲，有欣慰，也有一丝寒意——他意识到，未来的商界和政治博弈，将比他所经历过的更加复杂和残酷。

“你说得对，爱德华。”特纳站起身，恢复了平日的冷静，对修斯说，“霍华德，就按爱德华说的策略办。通知我们在华盛顿的人，开始游说，推动税法修正。我们要让白宫的那位知道，蛋糕可以重新切，但不能把做蛋糕的人的手给剁了。”

这场发生在特纳书房里的谈话，预示着一场围绕罗斯福新政后期最关键财税政策的激烈政治博弈即将拉开序幕。而年仅十三岁的爱德华·特纳所展现出的权谋思维，也暗示着新一代的财阀继承人，将在未来美国的权力格局中，扮演更加精明和深远的角色。

1940年初，纽约，华尔街某私人银行顶层密室

厚重的丝绒窗帘严密地遮挡了外面的光线，室内只点着几盏昏黄的壁灯。空气中弥漫着昂贵雪茄的烟雾和陈年波本威士忌的酒香，但更浓的是一种压抑的愤怒和深深的忧虑。J.P.摩根公司的掌门人、洛克菲勒家族的代表、梅隆银行的安德鲁·梅隆、杜邦公司的皮埃尔·杜邦等东部财阀的核心人物齐聚一堂。桌上摊开的正是罗斯福总统提交国会的《新税收法案》草案，上面用红笔圈出的“94%最高边际税率”和“70%犹太入籍税”等条款，像烧红的烙铁一样刺痛着每个人的眼睛。

“砰！”洛克菲勒家族的代表（小约翰·D·洛克菲勒或其代言人）猛地将酒杯顿在桌上，琥珀色的酒液溅了出来，他脸色涨红，声音因极致的愤怒而颤抖：“百分之九十四的税率？！罗斯福他妈的想干什么？！他这是明抢！是土匪行径！我辛辛苦苦经营油田、炼厂、铁路，承担着市场风险，养活几十万工人，到头来赚一百块钱，他罗斯福就要拿走九十四块？！他给我留六块钱是什么意思？施舍吗？是让我感恩戴德地跪下来亲吻他的脚，感谢总统大人开恩，没把我彻底榨干吗？！我还不如关了公司，带着全家去领政府的救济面包过活！”

他的怒吼道出了在场所有人的心声，房间里响起一片低沉的附和与咒骂声。

安德鲁·梅隆相对冷静一些，但灰白的眉毛也紧紧拧在一起，他用带着匹兹堡钢铁般冰冷的声音分析道：“冷静点，约翰。愤怒解决不了问题。罗斯福这不是一时冲动，这是处心积虑的试探和进攻。1935年的《财富税》和1936年的《税收法》被我们联手在国会挫败后，他就一直在等待时机。现在，欧洲大战阴云密布，他打着‘为国防筹款’、‘社会公平’的旗号，裹挟民意，卷土重来了。他算准了我们不敢在战时公开反对‘爱国’征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