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古题要解》最终还是被依萍收下了。不是放在化妆台作为摆设，而是被她仔细地包好，带回了家，放在了床头那个装着她最珍视物品——收支账册、创作笔记本、母亲年轻时的照片——的小木箱里。她告诉自己，这不是接受何书桓的情意，而是接受一份有价值的学习资料。她需要它，正如她需要图书馆里那些泛黄的书页一样，是她提升自己、在这条艰难道路上走得更远的必需品。区别只在于，这本书的来历，比图书馆的书籍多了一层需要她警惕的私人色彩。

她开始翻阅这本书。在弄堂小屋昏黄的油灯下，在图书馆午后安静的角落里。那些古老的乐府诗题、源流考据、音律分析，确实为她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她发现，自己之前凭感觉创作的某些旋律，无意中暗合了一些古乐的调式；那些试图在歌词中表达的、属于普通人的悲欢与坚韧，竟与千百年前“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乐府精神隐隐相通。这种跨越时空的共鸣，让她在枯燥的学习中获得了莫大的慰藉和鼓舞，也让她对音乐、对歌唱的理解，悄然加深了一层。

她更加努力地构思新歌，尝试将古典乐府的叙事手法与现代表达相结合。秦五爷对她的“钻研劲头”似乎乐见其成，偶尔问起进度，听到她提及一些古乐元素时，还会难得地追问几句。依萍知道，秦五爷关心的未必是艺术本身，而是这种“独特”和“深度”能否继续吸引并稳住那些“雅客”，带来更稳定甚至更丰厚的收益。但这不妨碍她利用这份“允许”和“期待”，来推进自己艺术上的探索。

然而，何书桓的存在，终究无法像那本书一样，被简单地归类为“学习资料”。他的“懂得”是无形的，却无处不在。

这天下午，依萍照例在图书馆查阅一些关于江南民间戏曲伴奏乐器的资料，为下一首构思中的、带有更浓郁地方风味的歌曲做准备。在翻阅一本旧的戏剧期刊合订本时，她无意中看到了一篇署名“书桓”的短文，发表在半月前的《申报》副刊上。

文章的题目很平实：《从“白玫瑰”的歌声谈当下歌坛的另一种可能》。没有使用任何煽情的词汇，而是以冷静的笔调，分析了近期上海滩流行歌坛趋于浮华甜腻的倾向，然后笔锋一转，提到了“大上海歌舞厅一位歌艺名为‘白玫瑰’的歌者”。文章没有大肆赞美，而是具体分析了她的几首代表作（包括《秦淮水》、《浮萍》、《弄堂里的光阴》），指出其演唱中“摒弃浮夸，注重内在情感叙事”、“歌词兼具文学性与生活实感”、“在娱乐至上的氛围中保留了一份可贵的艺术真诚”等特点，认为这种风格“为过于商业化的歌坛提供了一种清新的、回归艺术本真的参照”，并呼吁听众和业界给予这类“不同”的声音更多关注和空间。

文章理性、克制，甚至带着学究气的严谨，完全是一篇标准的文艺评论。但字里行间对“白玫瑰”艺术特点的精准把握和毫不掩饰的推许，明眼人一看便知。更重要的是，它发表在《申报》这样的主流大报上，其分量和影响力，远非私下递一张便笺或送一本书可比。

依萍捏着那薄薄的期刊纸页，指尖微微发凉。她没想到何书桓会用这种方式，在更公开的领域为她发声。这无疑是对她极大的支持和肯定，能有效提升“白玫瑰”的公众形象和文化品位，对她巩固在大上海的地位、吸引更高层次关注有着难以估量的好处。秦五爷如果看到这篇文章，恐怕会更加确信自己在她身上的“投资”是正确的。

但与此同时，这也将她和他，更紧密地捆绑在了公众的视野里。虽然文章措辞专业，毫无私情，但以何书桓在文化圈的名声和《申报》的影响力，“白玫瑰”这个名字，恐怕会引来更多好奇的、审视的，甚至不怀好意的目光。雪姨和尔豪如果看到，会怎么想？红牡丹之流，又会如何借题发挥？

利与弊，像光与影一样交织在一起。

她合上期刊，靠在图书馆冰凉的木椅背上，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何书桓那双总是清澈坦荡、此刻想来却深邃难测的眼睛。他这么做，是为了帮她？还是……一种更含蓄、更难以拒绝的“追求”？

无论动机如何，结果已经摆在那里。她无法否认这篇文章带来的潜在利益，也无法装作不知道它的存在。

接下来的几天，这篇文章的效应开始显现。大上海里，拿着《申报》副刊来“见识”白玫瑰的陌生客人多了几个，虽然未必都是真心欣赏，但至少带来了新鲜感和话题度。周太太在一次专场后，特意过来跟她提起这篇文章，笑着赞她“是真正有风骨的艺术者”。连秦五爷某次路过她排练时，都貌似不经意地提了一句：“《申报》上的文章我看了，写得……有点意思。看来你这路子，是走对了。”

依萍一一客气应对，心中却始终绷着一根弦。她更加注意自己在台上的言行举止，杜绝任何可能被误解或攻讦的细节。对何书桓，她依旧保持着距离。他没有因为文章的事再来邀功或靠近，依旧只是安静地听歌，目光沉静，仿佛那篇文章只是他作为一个评论者份内的工作。

小主，

这种“做了不说”的姿态，反而让依萍心情更加复杂。

转机，或者说，另一种形式的“靠近”，发生在一个周末的午后。

依萍从图书馆出来，想去书店看看有没有新到的乐谱。刚走过两条街，一个有些冒失的身影从旁边冲过来，差点撞上她。